对特朗普（Donald Trump）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的异军突起，大多数理论家、观察家和评论家都有一种无力感。[1]在笔者看来，这反映出美国政治文化的当代转型发生在两个巨大的反差之下：一个是短期性的，即在冷战结束后不到30年的时间里，美国人经历从“历史的终结”到“恐惧合众国（The United States of Fear）”[2]的大起大落，美国在冷战结束后所享受的“历史假期”（holidays from history）”[3]已然终结，美国霸权地位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另一个则为长期性的，即自建国直到冷战结束，尽管略有挫折，但美国始终一路高歌，从一个新建的弱国发展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然而，进入21世纪后的种种发展似乎表明，美国国家发展基本态势正发生逆转。[4]这推动了美国政治文化从共识建构向极化的当代转型进程，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茶党和占领华尔街运动、2016年总统大选中“特朗普现象”与“桑德斯现象”等在很大程度上都只是这一转型的征兆，而特朗普最终当选则是其标志性事件。考虑到美国政治文化此前的发展均以美国日益兴盛和强大为基础，进而事实上是对美国政治文化各个方面的反复确认，其当代转型不仅发生在前所未有的物质环境挑战之下，更缺乏任何可参照的历史经验，因此可能充满重大的不确定性，甚至出现极端化发展。

 

一   基本特征：从共识建构到极化

 

尽管美国社会非常多元，但特朗普政府全然没有蜜月期，在就任如此短时间内激发如此大的政治和社会分歧，这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5]美国正变得日益分裂，已然成为美国政治文化当代转型的界定性特征。或者说，美国政治文化当代转型的基本特征是从共识构建到极端对抗。长期以来，美国各政治派别、特别是国会内部的党派斗争都旨在通过谈判、联盟建设等而寻求实现一种共识性政策，目的是实现一种合作性的最终决策。[6]但在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新保守主义的蔓延和选举压力越来越大，政客们逐渐更加关注自身选举利益而非合作性立法，使得传统的最后一秒实现妥协的可能性大为降低，相反却多次出现如政府关门或奥巴马政府医疗改革搁置等政策僵局。政治妥协越来越遥不可及，政治瘫痪常常阻碍必要的改革措施的推行。[7]美国政治文化当代转型的这一基本特征，在政治文化的三个维度[8]——政治价值观、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均有明显表现。

第一，美国人对传统政治价值观的信仰强度明显下降，各种相互冲突的极端化思潮频繁出现。

尽管不同群体对美国传统政治价值观的理解可能存在差异，美国人长期对“身为美国人”（to be an American）相当自豪：21世纪前，这一指标始终保持在90%以上；进入21世纪后略有下降，但在2001直至2016年期间，仍始终保持在80%以上。在特朗普当选后，相关调查显示该指标进一步下跌，到2017年3月为75%。[9]尽管背后可能存在多种原因，但这充分说明对“身为美国人”背后的政治价值观的信仰度在下降。与此同时，各种极端化思潮不断发展，甚至出现诸多尽管可能是昙花一现的政治运动。仅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短短不足十年时间为例，茶党、“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占领华尔街、“我们的沃尔玛”（Our Walmart）、“为15美元而战”（Fight for $15）等运动相继出现[10]，充分显示出美国人政治价值观的混乱与冲突。在这些极端化情势的发展中，最值得重视的或许是茶党运动、占领华尔街运动及特朗普当选为美国第45任总统。

2009年出现的茶党运动是近年来美国政治中最具争议性和最富有戏剧性的发展。支持者欢呼美国核心价值观的回归；反对者视其为种族主义和无效的抗议，反对一个正出现的多元文化、多元种族的美国和新的政府主导时代。出于对美国未来发展的怀疑和焦虑，茶党运动反对政府的高税收、高福利政策和政府大规模的经济干预，要求限制联邦政府权力、权力下放给地方和州政府，压缩国家债务，减少政府开支，降低税收；[11]由于政府本身就是问题，因此茶党相当强调自力更生、反精英主义和个人主义。正如《给我们自由：茶党宣言》（Give Us Liberty: A Tea Party Manifesto）所声称的，“茶党重视机会平等，而非结果平等” 。[12]茶党人经常引用西塞罗的一段话：预算应该平衡，财政应该填充，国债应该削减，官场的傲慢应该加以遏制和控制，对外援助应该减少。否则，罗马将会破产。人民应该重新学会劳动，而不是倚赖公共救助过活。[13]在许多茶党人看来，这段话里只要将“罗马”一词改为“美国”，就能充分表达当今茶党运动的一些主要诉求。[14]

与茶党运动的右翼民粹主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持左翼民粹主义立场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同样源于对美国霸权相对衰落的回应。“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宗旨是抗议华尔街大金融机构贪婪无度、缺乏自律，旨在敦促美国政府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15]认为正是由于权势精英掌控着政府才导致政府“成了大商业的伙伴甚至手段”。[16]占领华尔街运动最经常使用的口号是不平等和“1%”，其他还包括“政治金钱”“公司贪婪”、学生债务、教育机会等。[17] 占领华尔街运动”所要抵抗的，是“美国人生活中已习以为常的可笑的不平等”。[18]但由于“对国家的绝对敌视”和“坚持道德纯洁的倾向”，“占领华尔街运动”带有深厚的无政府主义气质，使其难以提出真正团结大众的政治观点。[19]

与茶党运动和占领华尔街运动相比，特朗普当选很大程度上是各类极端要素或力量权宜性联盟的结果。例如，由于反精英主义或反建制主义、“白人至上”等都是“特朗普现象”的重要特征，因此部分茶党人士将2016年总统大选视作茶党复兴的重要机会。[20]

第二，对美国政治制度日渐怀疑。

美国人历来自视为独特和优越的，特别是在进入21世纪前，美国在世界上的国力和地位始终处于一种上升状态，这更加强化了美国人自我认同的独特感和优越感。但随着九一一事件和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美国人一方面丧失了生活环境和经济方面的安全感，另一方面对外部世界的“不友好”相当迷茫，对“他们为什么恨我们”的问题百思不得其解。[21]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日益怀疑美国梦是否依然真实，美国制度是否仍值得全世界学习，美国是否是世界事务的积极影响者，等等。[22] 例如，在2009年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北约峰会的记者招待会上，当被记者问及是否相信美国例外论时，奥巴马总统回答说，他相信美国例外论，就像英国人相信英国例外论、希腊人相信希腊例外论一样。[23]这一回答立即引发了美国内对奥巴马是否爱国的质疑。尽管奥巴马后来多次反复强调传统的美国例外论，但仍使美国人心中对自我身份、政治体系的怀疑暴露无遗。[24]

一方面，美国人对自身国家发展的信心明显下降，对国家政治制度日渐怀疑。皮尤研究中心和盖洛普的持续民意调查均显示，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人对国家未来发展的预期普遍更为悲观。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1991年至2007年间，平均的悲观比例52.2%；而在2008~2016年间则达到68.6%。盖洛普的调查显示，悲观情绪上升更加严重，从1991~2007年间平均52.1%上升到2008~2016年间的平均75.3%。[25] 与此同时，美国人对自身国家发展方向是否正确也日益持怀疑态度。2001年九一一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发生后，超过70%的人相信美国的国家发展方向是正确的，但到2016年，则是有超过70%的人认为是错误的。[26] 2017年4月回落到60%左右，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党极化导致的共和党人力挺特朗普政府有关。[27]同时，美国公众对奥巴马总统的信任度自2009年下半年便持续下滑，一直持续到特朗普当选。特朗普总统在执政头100天的支持率则创下历史新低。自2006年以来， 认为参众两院政策倡议将引领国家迈向错误方向的美国人比例始终在50%以上。自2011年起，对最高法院的信任度也在下跌；自2015年起，不信任度开始超过信任度。[28]政党的吸引力也迅速下降，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党员数量都呈下降态势，而独立党人的数量则自冷战结束以来首次超过40%。[29]在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两者之间，公众日益倾向相信地方政府。[30]

另一方面，美国人对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也不再那么自信。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2014年，只有28%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是最伟大的国家，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美国只是世界上伟大的国家之一，而还有12%的人甚至认为，有其他的国家比美国更加伟大。[31] 在2013年的一个调查中，首次有超过半数（53%）的人认为，相比十年前，美国的国际地位不那么重要了。这是自1974年以来的第一次出现这样的调查结论。2016年的调查数据结果有所回落，但仍有46%的人认为，美国的国际地位相比十年前不那么重要了。[32]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参与国际事务极可能“使事情变得更糟糕”，2014年这一比例为40%，到2016年进一步上升为49%。[33]

第三，与前两者相关，美国人的政治行为正日益朝向两极发展。

对美国而言，冷战结束“似乎暗示真的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为之奋斗。”[34] 一些美国人为丧失敌人而悲叹：由于敌人的明晰性，冷战“有种优雅的简单”，而新世界“更为流动、更为无形、更为模糊”。[35]这使美国陷入焦躁不安之中，四处寻找新的“敌人”，其政治行为由此朝向更为激进和对抗的方向发展。美国在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后建立了各类临时性“志愿者联盟”（coalition of willing）以应对各类全球性挑战，以“亚太再平衡”战略预防性地管理中美权势转移，[36]这些都是其外在体现。在美国国内政治中，精英们往往认为，正是由于公众“丧失了团队精神”、“放纵对消费的欲望”，导致了美国在冷战结束后的“道德危机”。[37]这种“道德指控”使美国内既有的政治和社会分裂进一步加剧，激发了更多的激进和对抗性政治行为，这明显体现在2016年总统大选特别是特朗普的选举策略中。[38]在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美国社会的分裂正变得更加明显。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17年2月的一项调查，特朗普在共和党中拥有很高的支持率，但跨党派支持者却相当少；支持特朗普的民主党人仅为8%，这可能是自美国独立以来最低的跨党支持率。[39]

 

二  核心动力：从持续兴盛到相对衰落

 

特朗普的当选使诸多观察家突然意识到美国政治文化的当代转型进程。尽管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困难在很大程度上可被视作美国政治文化转型的重要诱因，但从更长远的视角看，则是美国自身兴衰趋势变化推动了这一转型。冷战结束后，美国为“历史可能终结”而欢呼；但进入21世纪后，美国不仅遭到九一一恐怖主义袭击和全球金融危机冲击，更面临新兴大国崛起的挑战，美国国家发展基本轨迹似乎正在转变，即持续二百余年的上升态势可能发生改变。换句话说，美国国家发展方向可能正从兴盛转向相对衰落。

第一，美国政治文化当代转型的根本动力来自于进入21世纪后其霸权的相对衰落。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就是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20世纪70年代开始， 关于“美国兴衰”的讨论持续不断，但这一次似乎更加真实。[40]例如，金砖五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199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仅占世界总量的7.87%，到2007年上升至13.47%，到2015年快速上升至全球的22.26%。[41]各类有关新兴国家超越传统西方大国的预测不胜枚举。例如，高盛公司预言，除南非外的金砖四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将在2040年超过最大的六个发达国家。[42]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新兴大国经济实力也被进一步放大：2004年新兴大国的经济规模就已达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55%，并将在2020年前超越后者。[43]正是这一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导致西方世界普遍对美国霸权的延续感到悲观，认为美国统治的时代正在终结，因为“其他国家（the rest）”正在崛起，他们在组织其社会、生产财富、积累财产等方面都表现更佳。[44]在“从西方到其他国家”的权力转移似乎不可逆转的悲观视角下，美国自身的种种问题有着更为深远的战略意义。一是美国自身经济增长势头的历史性放缓：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甚至超过4%，但此后一路下跌，20世纪70年代末跌至3%以下，进入21世纪后甚至跌至2%以下；[45]二是美国经济竞争力持续削弱，特别是基础设施老化和教育质量相对下降。尽管美国经济的整体竞争力在2016年仍排名全球第三，但其引以为傲的基础设施正在退化：道路与桥梁需要修整，有的已经坍塌；航空、铁路、能源系统正在老化；互联网接入和网速在34个最发达的国家中位列第16；[46]美国的教育质量也正在下降：整体教育质量位居全球第28位，而小学教育位居第38位；[47]三是美国社会贫富分化日益加剧，达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高点。[48]例如，在1979~2011年间，最富有的美国人工资翻了一番，但普通工人却仅增加6%。1979~2013年间，最富有的1%高收入家庭的税后收入是中间60%的中等收入家庭的五倍多，是最底层20%低收入家庭的四倍多。最富有的1%高收入家庭的税前收入占全美家庭总收到的比重在2014年约23%，仅低于1928年的历史峰值一个百分点；[49]四是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状况正变得日益窘迫。如图1所示，联邦政府的债务从1970年时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6%上升到2000年的55%，2012年后超过100%。如果以绝对值考察则更加惊人：自2009年起，美国连续四年债务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预计这一数字到2017年底将突破20万亿美元。[50]如果加上公共卫生支出、社会保险及债务成本等，美国政府的财政前景的确令人担忧。

 

总之，美国似乎已不再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and World Report）所做的“最好国家”（Best Country）排名，美国的最新排名为世界第七位，相较2016年下降三位。其中，美国引以为豪的公民权利排名世界第16位，生活质量排名第18位，商业开放度排名第35位，尽管其实力（power，第一位）和文化影响力（第三位）仍相对较大。[51]

第二，日益加剧的政治制度僵化与政治极化，为美国政治文化当代转型提供了制度环境。

在美国霸权相对衰落的同时，美国正不断暴露的政治制度弊端也日益显现。建国之初，美国的政治制度结合了欧洲的传统和美国的创新，引领西方民主制度发展。但在过去二百多年里，各种权势集团、利益集团日益强大，各种政治制度、选举安排等日益僵化，总体上导致了美国政治制度僵化与政治极化。这首先体现在美国政党极化在进入21世纪后达到新的历史高点，并导致明显的政策僵局。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系列调查，在1994~2016年间，民主党变得加左、共和党变得加右：2014年有92%的共和党人趋于极端，而1994年时这一比例为64%；民主党人中2014年有94%的趋于极端，1994年时为70%。[52]由此，民主党与共和党都更加“敌视”对方。1994年，有74%的共和党人讨厌民主党人，只有21%的极度讨厌；到2016年，极度讨厌的比例上升到了58%，总体上讨厌民主党的人达到了91%。民主党阵营也是如此，1994年时16%的人极度讨厌共和党人，共计59%的人讨厌共和党人，到2016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上升到了55%和86%。更有甚者，越来越多的人视另一政党为“国家福祉的威胁”：持这一观点的共和党人在2014~2016年间增长了八个百分点，而持这一观点的民主党人则增长了10个百分点。[53]

美国的政治极化不只是体现在政党政治层次，还蔓延到整个社会。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也显示，在1994~2014年间，美国人中持极端政治立场的比重已经从10%增加到21%；中间派则大大缩水，从1994年的49%下降到2014年的39%。[54]事实上，美国的人口地理分布也显示出一种明显的社会对抗趋势。选民在国内依据政治态度而有目的的迁移导致了地区性的态度极化，南部地区在一系列的社会、文化和政治问题上，与东北地区、西海岸、中西部地区尖锐对立，与山区州也有重大差异。[55]

第三，美国的人口结构变化及相应的观念变化，进一步推动了美国政治文化的转型。

根据美国人口统计局的数据，1960年的美国仍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黑白分明的国家，其中白人占89%，黑人约11%，其他的种族或族裔团体占人口比例极少。但在1965年《移民与国籍法案》颁布之后，来自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新移民大量涌入，导致美国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自1970年起，美国日益转变为一个多族裔的社会。到2000年，非西班牙裔白人（non-Hispanic white，指不是西班牙裔或拉丁裔的美国白人）占美国人口的70%，黑人和西班牙裔各占约12.6%，亚裔增加到4.1%，土著美国人也增长到1.2%。根据美国人口统计局评估，美国人口的种族和族裔多样性在未来40年里仍将继续。美国正朝向“少数中的多数（majority-minority）”国家[56]的方向发展：预计到2050年，非西班牙裔白人将占49%，西班牙裔30%，黑人14%，亚裔9%，土著美国人1%，土著夏威夷及其他太平洋岛屿人0.4%。[57]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正在改变美国选民并重塑美国政党。例如，大部分新晋选民支持民主党，这是奥巴马两届总统大选获胜的重要原因。[58]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人口结构变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支持特朗普的选民数量或比例与其受教育程度成反比，其中91%的支持者为白人，58%的是男性，且年龄偏大。从族裔构成来看，特朗普的支持者主要来自于德国裔、斯堪的纳维亚裔、爱尔兰裔和意大利裔美国人。[59]

在族裔结构变化之外，美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教育结构也因美国发展趋势变化而对政治文化转型产生重要影响。例如，2016年，美国“千年一代”（Millennials或Generation Y，在18~35岁之间）人口约7980万；而“婴儿潮一代”（baby boomers，在52~70岁之间）人口为7410万；同时，由于移民涌入，“千年一代”的人口数量直到2036年都将保持增长。[60]由于美国经济发展动力变化、新兴技术发展等原因，将成为美国政治生活的核心要素的“千年一代”的生活方式都与前辈们存在重大差异。

 

三  未来发展：从共识联盟到权宜联盟

 

美国政治文化的当代转型既是重要的但又具有不确定性。然而，无论潜在的对抗将多么剧烈，预言美国可能因此而出现政治危机将是危言耸听。由于传统基于共识的政治联盟建构显然难以在短期内复苏，因此美国政治文化的当代转型极可能转向在各个极端之间寻求某种基于短期利益的权宜性联盟。

第一，尽管难以识别哪些既有或潜在的政治思潮可能主导美国政治文化的转型，但围绕政治思潮的市场或听众竞争必然更加激烈，其结果是营销型政治与诡辩型政治将主导美国政治文化的转型。

特朗普总统从2016年总统大选中胜出及其早期执政显示出当前政治生活的一个普遍特征，即对主流媒体、官方机构、商业团体等“建制派”的普遍不信任。[61]盖洛普的民意调查显示，公众对主流媒体的信任度长期保持在60%以上，但自2007年起跌至50%以下，2016年大选年再次推动其下跌至40%以下，到大选前达到新低32%。新近一轮下跌的重要原因在于，特朗普及共和党对主流媒体的强烈“敌视”态度。[62]需要指出的是，公众对主流媒体日渐不信任，更根本地来自于技术革新导致的信息获取难度下降及由此而来的信息市场规则变化。随着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公众更愿意相信易于获取和具有明显个性化的信息，如特朗普所依赖的推特。就政治文化而言，这意味着营销政治与诡辩政治的重要性上升。

一方面，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经济、社会的技术化，在政治舞台上有着更为直观的表现，即政治和外交活动的可视化使各种以图形和图像表示的、随时间和空间变化的信息快速呈现在人们眼前，一种“眼见为实”的政治文化在现时代得到了迅猛发展。与现代交通技术相结合，政治的可视化不仅以一种虚拟形式出现，更以真实的形式的出现。由此，政府官员及政治精英不得不迅速采纳更为先进的政治营销手段。[63]那些能够快速、直接地与最大多数的普通公众沟通的营销手段，更容易得到政治人物的欢迎。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政治精英对自身的营销经常言过其实，形成一种营销政治；而每次总统大选期间总统候选人之间的相互揭露或负面广告，充分印证了营销政治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广泛存在。

另一方面，营销政治的发展也推动了诡辩政治的兴起。随着营销政治变得日益重要，任何以选举获胜为核心关切的政治家或政客都必须实用主义地利用一切有利因素推销自身，基于信息不对称的诡辩政治的吸引力进一步上升。诡辩政治是形式民主发展到极致的后果之一，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人围绕西西里的远征便是其有记录的最早典型。[64]随着政治大众化、民粹化和道德化的发展，利用诡辩政治而非实实在在的政治成就，赢得大众支持已经成为美国民主政治的一种捷径。进入21世纪后，美国的诡辩政治日益显著，小布什执政期间尽管错误不断，但反恐和国土安全、道德选边等成了他为自己辩护的最佳言辞；在一些美国人看来 ，奥巴马总统往往用言辞来激发美国人乃至国际社会对美国的变革期望，但缺乏实质性的政策内涵。[65]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特朗普的战术更是诡辩政治的典型，他为迎合部分选民而不时语出惊人，而且更经常抛出自相矛盾之论。尽管如此，却总能涉险过关。就任总统之后，特朗普也仍然坚持这一行事风格。

第二，与政治思想市场竞争日趋白热化相同步，美国民主的表象与实质将进一步脱节，美国政治制度僵化与极化现状进一步加剧。

如果说奥巴马成为美国首位黑人总统更具象征性，那么特朗普入主白宫将对美国政治制度产生深远影响。奥巴马曾指出，从内部是无法改变华盛顿（美国政治制度）的，这种改变只能来自外部。[66]的确，作为外来者的特朗普，无论其执政时间会是多长，他都可能对美国政治制度产生持久影响。但这种改变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却存在疑问。[67]考察特朗普执政头100天的成果清单，发现这更多是虚拟民主的进一步制度化。如同小布什总统一样，尽管并未赢得多数选票，但特朗普仍以“美国人民的授权”为名对贸易、移民、政府开支、税收等展开了激进的改革。[68] 特朗普的施政方法更多是运用行政部门的单边主义，从而事实上抛弃了美国政治安排中的“三权分立”。因此，尽管美国民主政治的大众化趋势正得到强化，但其民主精神的贯彻却是成问题的，虚拟民主或形式民主将会更加盛行。

民主政治的大众化原本是美国作为民主国家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其真正实现的历史并不长。直到1965年《选举权法》通过之后，公民普选权才得以真正实现。由于冷战时期严峻的国际形势压倒了国内考虑，因此到冷战结束前，美国公民的民主权利更多是在选举这一天得到体现。[69]冷战的结束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一现状，一方面得益于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外部敌人的消失。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利益集团所开展的政治游说拥有了重大的发展空间，[70]特别是族裔游说的发展极大地凸显了美国政治的大众化发展。

在民主政治大众化发展的同时，民粹化趋势也日益明显。冷战结束以来，各种有着特定的相对极端政治立场的大众政治运动不断出现在美国政治舞台上，如宗教组织特别是宗教性非政府组织、（新）保守主义运动、茶党运动、占领华尔街运动等。民众现在对美国政治乃至外交的影响力日益凸显，导致的结果往往是极少数人的利益诉求可能重大地影响美国乃至全球大量人口的利益，这不仅包括新生的各类政治运动，也包括历史相对更为悠久的利益集团游说和族裔游说。

大众化和民粹化对政治文化转型的后果很明显，特别是对美国政治体制而言：一方面是在正式的政府结构之外滋生了很多公众参政平台，如利益集团游说、政治行动委员会、民间倡导团体、非政府组织等；另一方面，在非正式政治平台快速发展的同时，政府机构本身也因采取适应动作而发生着变化，特别明显的便是对选举制度的改革，如网上投票、网上政治捐款等的运用。例如，茶党运动在短短时间内产生了较大的政治影响，它的运作主要还是通过传统政治平台的渠道， ；甚至有学者认为茶党运动的集会活动虽然声势浩大但对该运动影响力的提升几乎没有实质性帮助。[71]

第三，在政治思潮日趋极端、政治制度日益虚伪的背景下，美国人的政治行为也将更加极端，以破窗政治应对僵局政治将变得更加频繁，进而也更具冒险主义特征。

美国政治文化朝极化方向发展，意味着政治僵局将更为经常地出现在美国人的政治生活之中：一方面，很大程度上源于技术化和可视化的信息冲击，加上营销政治和诡辩政治的快速发展，信息轰炸将成为美国政治必须解决的重要难题；另一方面，极端而非中庸的政治立场，往往更能保证特定议题被选民及其他听众所接受，而其后果正是美国传统的共识政治或妥协政治的消失。进入21世纪以来，政治僵局在美国政治中屡见不鲜。奥巴马政府期间，2012年政府因预算争执被迫关门，而其他如移民改革、枪支管理、气候变化立法等均无法推进，美国国会甚至无法就打击“伊斯兰国”达成一致。尽管特朗普成功避免了上任之初即面临政府被迫关门的窘境，但由于民主党未来阻止共和党及特朗普的能力明显提升，明显增加了政府未来关门的可能性；特朗普也因此而呼吁“良性的关门”，暗示需要对国会进行重大改革。[72]

有美国学者认为，要解决这一可能常态化的僵局政治相当困难，权宜性和实用主义的方法便是“以点破面”，或“破窗政治”。[73]这一方法之所以受欢迎，根本上在于它并不需要一种整体性思维，特别是当结合美国总统任期限制时，以破窗政治解决僵局政治，不失为一种短期内有效的方法。同时，这也与美国政治文化的极端化发展本身是一致的。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方法有着重大的冒险性，如果所选择的破局点并不正确，不仅会导致资源、精力的浪费，更可能对内对外都产生严重的消极后果。例如，移民问题成为特朗普重塑美国内政的重要手段之一。但其后果极可能是，“美国黑人、棕色人种和同性恋在过去的40年里赢得所有权益将丧失殆尽。蔑视妇女的现象将重新抬头，‘黑鬼’和‘犹太佬’这两个此词将重新出现在工作场所”。[74]就在2016年总统大选结束后的十天内，美国共发生了约900起因种族仇恨激发的暴力袭击事件，其中40%直接与特朗普在竞选期间的种族主义、排外主义言论相关。[75]在对外方面，美国很可能会“唤醒对海湾战争的辉煌记忆，鼓动军事冒险，求得短期繁荣”。[76]事实上，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的所有大战略选择，几乎都是一种“破窗政治”的产物：老布什政府强调危机管理、克林顿强调全球化、小布什强调全球反恐[77]，奥巴马则力推“亚太战略再平衡”。尽管特朗普的大战略尚不明确，但其快速的突破点测试仍能看到明显的破窗政治思维。

 

结  语

 

直到20世纪末，美国政治文化发展都利于美国的线性上升。进入21世纪后，美国面临着发展轨迹的逆转。由于长期在顺境中成长，突然陷入逆境极易出现迷惘、慌张和混乱，进而对政治文化转型产生深远和长期的影响。目前，美国政治文化中出现的极端化、道德化发展便是明显例证，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的“特朗普现象”“桑德斯现象”便是生动体现，特朗普就任总统后的一系列引起广泛争议的政策则体现出当代美国政治文化转型的现实影响。

就外交战略的影响而言，当代美国政治文化转型的核心问题，是在美国发展态势完全不同于过去二百余年的背景下，美国是否仍坚持自身是例外的，抑或美国将变成一个普通国家？一方面，是美国政治文化的客观物质环境及其未来发展趋势均表明，美国正日益地不那么例外；但另一方面，美国对这一客观态势的理解充满着不确定性，对其内政外交都将产生着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