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们是搭车者，就是弱者。现在我们经过多少年的发展，经济的块头越来越大。现在怎么办？你就得开车。于是，现在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也符合中国的利益”，“未来，我们要是真的变成一个超级大国的话，我们的利益会跟美国的利益更加密切相关”。

 

在谈到中美关系、两国对彼此的定位与中国应采取的策略时，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贾庆国如此表示。

 

在参加3月8日举行的2019年全国两会财新圆桌会议时，贾庆国判断，到今年3月底，中美两国能签订经贸协议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签署协议，并不等于两国间经贸问题就没有了”，“两国经贸关系中一些结构性问题也还会存在”──这包含国企的作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企业补贴，外资投资环境等问题，未来它们都会是中美之间的重要问题。

 

在谈到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即将审议的《外商投资法》草案时，

 

贾庆国说，在美国经商，如果政府出于某种考虑，政策上给予企业某些补贴的话，无论是不是美国企业，只要在美国经营都有资格争取相关的补贴，但在中国，只有中国的企业有资格争取补贴。所以，“如果我们想要跟美国搞好经贸关系，在所谓‘同一个平台’上进行公平竞争的话，我们过去不少做法都需要改变”。

 

中信资本的董事长兼CEO张懿宸对此也有感触。张懿宸说，“美国一直有(对华)鹰派的人。但以往是美国商界的力量特别大，他们在平衡鹰派的声音。但是，今天美国的商界人士，确实大家不太愿意帮中国说话。”

 

张懿宸认为，中国要靠进一步改革，包括竞争中性等一系列政策的落实，让外资觉得中国确实是发展的机会，同时有公平的市场规则能吸引国外企业继续到中国投资。

 

除了经贸问题，贾庆国认为，中美之间更麻烦的问题，还是安全和政治问题。

 

贾庆国说，虽然短期内，中美关系的局面不能说是非常乐观；但长期来看，中国要走向如美苏之间的冷战、全面对抗的可能性也很低。“现在我们是有意识形态分歧，但是真正的竞争还谈不上”。此外，中美在经济上相互依存而非相互独立，在军事安全上远远谈不上全面对抗，所以，现在两国离冷战还远。当然，也不能排除由于偶发事件引起两国间情绪化的互动导致冷战的可能性。

 

贾庆国建议，未来要管控和处理好中美关系，中国需要处理好三组矛盾。一是崛起中的中国的身份和利益在多方面出现双重性和矛盾性带来的矛盾；二是在既有的国际体系和秩序面前，中国是当“搭车者”还是“开车者”的矛盾；第三，中国自身定位，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是“异类国家”还是“同类国家”之间的矛盾。

 

贾庆国说，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变化中的国家，在很多方面身份具有双重性，如既是发展中国家，但又可以被视作发达国家；既是强国，也是弱国。“身份决定利益，身份的双重性和矛盾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利益的双重性和矛盾性”。

 

例如，在气候问题上，中国的利益要求中国既要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也要加大节能减排。“因此我们在制定政策的时候，经常出现摇摆和自相矛盾的情况。这个不光是在气候领域如此，在很多方面都有这个问题”。这也使得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交往出现问题。

 

二需要处理好“搭车者”和“开车者”之间的矛盾。贾庆国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块头”越来越大，中国越来越不能通过“搭车”来维护自身利益，越来越需要通过“开车”，也就是维护国际秩序，来维护自身利益。与此同时，国际上对中国“开车”的期待和要求也越来越高。

 

然而，由于过去中国崛起速度很快，很多中国人还不适应这种变化，许多人还抱着“搭车者”的心态。同时，中国对国际问题的研究，对他国情况的研究，国际治理经验，也很欠缺。在这方面，“我们都是处于初级阶段”，在此背景下，“我们的能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是搭车者的能力”。

 

“可是，现实是中国已经发展到现在这样一个规模和影响力，所以现在无论是从国家利益角度讲，还是从国际社会对你的要求来说，中国还得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

 

贾庆国认为，在现在的情况下，承担更多的责任，也符合中国的利益。“未来我们要是真的变成一个超级大国的话，我们的利益会跟美国的利益更加接近”。

 

他解释道，超级大国只能通过维护国际秩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但是维持国际秩序的成本很高。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他的《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指出，历史上大国衰落都是因为维护国际秩序的成本太高导致的。所以，要想避免或延缓衰落，大国的最大利益就是把别的国家的资源用好，以最小的成本维护国际秩序。

 

贾庆国说，对于美国来讲，它最大的利益就是把中国的资源用好，来帮助它维护国际秩序。对于中国来讲，无论是当一个搭车者还是未来可能的主导者，都需要把美国的资源用好。“过去几十年，我们把美国的资源用得非常好，这也是我们能够快速发展起来的重要原因。”

 

贾庆国还指出，在中国和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互动时，中国经常强调“我们的国情、我们跟它们的不同。所以我们做很多事情会跟它们不一样，我觉得这也是对的”。

 

但贾庆国也说，“我们也需要认识到：我们跟这些国家越来越多地成为了同类国家，特别是美国”，“什么叫同类国家？就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共同的利益，同时有共同的价值观”。

 

贾庆国分析，从利益上讲，中国和美国都是现存国际秩序的受益者，我们在这个秩序中都拥有一些特殊地位和特权，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否决权”。所以，“我们都想维护这样的秩序，不希望它遭到破坏，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现在是现存国际秩序的“利益攸关者”。在价值观上，“我们之间的这种差异，并没有像好多媒体说得那么大。我们24个字核心价值观里面，民主、自由、法治和平等都有，其实我们和美国在价值观上，并没有很大的差别”，当然，在实践这些价值的过程中，因为国情不一样，所以做法上有不同。

 

贾庆国认为，在处理中美关系的时候，中国不应该过度强调自身和美国在利益上、价值上的差别，“不应该把我们过多地说成是一个‘异类国家’。因为作为一个‘异类国家’，你的存在对美国就是危险。不管你强大不强大”，而如果中国是被当作美国的‘同类国家’看待，“你即使强大一点，对美国来说，也是可以接受的”。

 

因此，无论是从客观的现实，或从外交的策略、手段角度来看，我们都不应该把中国说成是一个“异类国家”。

 

贾庆国说，“如果你真的想搞好中美关系，我们在对外宣传的时候，就需要更多地强调中国和美国的共性和共通之处，否则这个关系会变得越来越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