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1月，一声轰响开启了柏林墙倒塌的进程，经历数十年分裂的德意志民族抹去了横亘在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之间的边界，冷战就此开始步入终结，欧洲的政治版图被重新调整。20多年后，一场迁延许久的乌克兰危机，不仅给这个国家和民族带来苦难，更影响着整个欧洲的安全局势。从德国统一到乌克兰危机，20多年过去了，历史似乎让欧洲完成了一次轮回，又回到了“起点”。被边界隔开的德意志民族推动了两个德国的统一，而乌克兰危机的持续发酵则明显表现出被边界隔开的俄罗斯族对事态进程的影响。因此，这两次重大事件体现出跨界民族对欧洲的和平与稳定构成重要影响。而欧洲数十年来致力发展的地区一体化，在传播以合作促和平谋发展的理念的同时，却在冷战后给欧洲地区局势以及整个世界形势的发展带来新的影响。跨界民族对一体化的不同理解，使一体化在某种程度上激化了跨界民族问题的负面影响。一体化和跨界民族问题的相互作用影响着欧洲现在和未来的安全局势。

 

跨界民族从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转变为能够对国家和地区形势造成负面影响的问题主要基于如下三个原因。第一，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表现在不同国家之间，跨界民族在不同国家的生活水平存在差距。民众希望生活在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国家，这是最为质朴和基本的需要。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在冷战期间的不同发展态势显而易见，其中的人员流动也突出地表现了民众的“用脚投票”行为。第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也表现在国家内部，即不同族群之间存在差别。如果跨界民族在一国处于少数族群地位，且经济、社会生活水平与主体民族存在差距，那么他们会产生迁移到邻国的愿望，或者要求本国与邻国加强合作和经济往来，特别是如果跨界民族呈聚集性分布，他们有可能提出提高政治地位的要求，使本地区获得更高的自治权力，以便能够采取更加独立的政治经济政策和更为便捷地开展对外交往。乌克兰东部两地区存在大量的俄罗斯族民众，他们对与俄罗斯开展更紧密合作的要求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乌克兰内部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第三，跨界民族有较强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期望成立由本民族构成的独立国家，以提升自身的政治地位，并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就是说，“跨界民族的自我意识达到相当程度才会产生跨界民族问题”。通常，跨界民族居于主体地位的国家容易被本族民众视作“母国”，那些居于弱势地位的跨界民族民众与“母国”合并的愿望或者“母国”统一所有跨界民族生活区域的愿望或野心都有可能导致相关国家的边界不稳定和关系紧张。冷战后的欧洲，欧盟不断向东扩大，地区一体化水平也步步提高，各国意在通过参与地区一体化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在地区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一体化的理念也得到广泛传播，欧洲的跨界民族也不断受到这一理念的影响。但是，当欧盟东扩至乌克兰等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门口时，一体化却与跨界民族一起影响了这些国家的政治局势。

 

 

 

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发展促进了跨界的德意志民族实现统一，但在乌克兰激化了跨界的俄罗斯族问题而导致乌克兰危机恶化，其中的关键是一体化的层次问题。也就是说，一体化对跨界民族问题具有正反两个方面的效用，是一把双刃剑。而趋利避害的根本是与“谁”一体化，即一体化的对象和层次究竟是什么，是在民族、国家层次还是地区甚至是更高的全球层次上进行一体化。

 

一体化的层次问题决定了一体化所能得到的收益以及对各方带来的影响。一体化的基本目标是寻求经济利益和规模效应，那么在地区层次上的一体化意味着有更多的合作对象和更广的合作空间。如果一体化的层次降为国家，则不仅经济收益有可能因规模缩小而降低，也容易激起国内各族群之间的矛盾。跨界民族的民族主义也容易被激发，即原本只带有经济色彩的一体化变成了经济收益和政治认同同时兼具的选择。也就是说，此时的一体化更多表现为一国的跨界民族要求与本民族所在的另一个国家进行一体化，对象的变化意味着领土变更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回到乌克兰问题上看，俄罗斯推动建设欧亚经济联盟以吸引乌克兰参与的意图是适当和合理的，但在乌克兰选择的关键时刻，无论是普京还是亚努科维奇，都将欧盟和俄罗斯放在二选一的天平上。由此，最初激起的是乌克兰西部亲欧盟民众的不满，随后是跨界的俄罗斯族的民族主义情绪，原本集中于经济领域的一体化发展目标被政治和认同上的民族诉求所取代，进一步激化了跨界民族问题的负面影响。乌克兰国内积聚的不满情绪在此次危机过程中不断释放，并持续推动局势的恶化。

 

 

 

由此，为了使一体化对跨界民族问题发挥积极效用，着力点应是跳出国家层次，集中在高于国家的地区层次上开展一体化。通过推动地区一体化促进国家的整体发展，消解跨界民族问题的负面影响，以经济发展推动政治和民族问题的合理解决。从理论上看，跨界民族不仅有“文化民族”认同，还具有建立在国家维度的历史和政治认同。即对于乌克兰来说，其境内的跨界民族——俄罗斯族民众既有对俄罗斯民族的认同，也有对乌克兰的国家认同。通过发展地区一体化，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减少国家内部不同族群之间的发展差异，可以将民族认同引导到对所在国家的国家认同，甚至是范围更广的地区认同上，防止跨界民族产生或增加对本民族占主体地位的邻近国家的认同，即用经济手段弱化民族认同的影响。这是消解跨界民族问题负面影响的可行之路。

 

西柏林尽管给冷战时的欧洲带来柏林危机，但也是历史给德国统一埋下的伏笔。联邦德国人借西柏林向民主德国民众展示了经济发展和一体化的突出成就，西柏林也成为吸引民主德国民众的“磁石”。当然，也可以把西柏林视作“一把尖刀”，逐步瓦解着民主德国对本国民众的控制力。无论如何定义和形容，人们都无法忽视西柏林在冷战时期所发挥的示范效应。而从乌克兰东部两地区的政治诉求来看，克里米亚已经开始发挥同西柏林一样的示范效应。

 

尽管本文一再强调解决跨界民族问题不是以领土变更、民族或国家统一为目标，而应以和平、稳定和发展为主要追求，但也不得不承认，无论是两德统一还是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都是跨界民族解决自身“分离”和“跨界”问题的一种方法。但它们能够达成目标，却与跨界民族的分布形态直接相关。

 

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谈到的，跨界的德意志民族在两个独立的德国中均居于主体地位，拥有独立主权的民主德国可以作出与联邦德国合并的决策。而乌克兰境内的克里米亚与俄罗斯的关系符合另一种分布形态，即跨界民族在一国为主体地位而在相邻国家为少数族群地位，俄罗斯族的民族主义情绪鼓舞着克里米亚与俄罗斯一体化的目标，而克里米亚的高度自治使其可以选择公投的方式作出本地区的重大政策选择。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似乎可以得出某种经验总结：跨界民族想要实现建立民族共同体或民族统一的目标，很重要的一点是提升自身在所在国的政治地位和地区自治权利。因此，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地位问题就自然成为当地俄罗斯族与乌克兰政府斗争的关键点。2014年9月，乌克兰政府通过法案，给予东部两地区高度的自治权利，其交换条件是保留乌克兰的完整性。但正如本文所分析的，作为政治妥协的结果，两地区自治地位的提高虽然可以带来一定时期的暂时和平，但也将乌克兰推向“分裂”的边缘。这恐怕也是法案推出不到两个月，即2014年11月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就发出取消“特殊地位法”威胁的重要原因。

 

而克里米亚示范效应的持续性将同该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密切相关。如果俄罗斯加强对克里米亚的经济、政治和安全投入，那些有俄罗斯族聚居的地区将更有信心与本国中央政府进行斗争，以谋求更大的政治权利并推动经济发展。普京在2014年内对克里米亚的几次视察以及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各项投入，都显示了某种提升示范效应的意图。这对于那些同乌克兰一样，其境内有大量俄罗斯族存在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来说，跨界民族问题将呈现更加严峻的态势，也将影响欧洲的安全局势。

 

自德国统一之后的20多年间，跨界民族是影响欧洲政治的一个活跃群体。他们对自身发展的经济要求、民族平等和民族统一的政治要求、民族语言使用等文化和认同方面的要求，都有可能对欧洲国家的政治稳定和领土边界产生负面影响。正如乌克兰危机的发展过程所显示的，乌克兰境内的跨界民族——俄罗斯族的经济和政治要求，成为推动乌克兰危机持续发酵的动力之一。

 

从德国统一到乌克兰危机的事态发展，可以明显地发现如下因素的重要作用。第一，跨界民族的民众在地理上的聚集是跨界民族的政治影响不断增强的基础，也是跨界民族问题影响国家领土完整的重要条件。如果跨界民族未能形成地理上的聚居区，其对国家领土问题的影响将大大减小。第二，跨界民族聚居区域的独立程度或自治水平是跨界民族影响国家领土变更的关键。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是独立国家，克里米亚享有高度自治权，这是当地民众能够自主或通过公投等方式决定领土变更的重要条件。这其中也存在着一种线性关系，即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自治程度越高越容易引发领土变动。在这个意义上说，克里米亚的示范效应是明显的，乌克兰东部地区对自治地位的追求并不是一个乐观的前兆。第三，当跨界民族的经济发展要求无法实现时，容易导致政治要求的激烈表达。因此，防止跨界民族问题恶化的重要措施是促进经济的全面发展，特别是在各族群之间的平衡发展。第四，俄罗斯族作为欧洲的跨界民族在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中广泛分布，俄罗斯不可能对其族群利益遭到的损害坐视不管。因此，在跨界的俄罗斯族问题上，未来的欧洲将依然是大国博弈不断激烈的发展态势，也需要大国在此问题上加强沟通和协调立场。第五，在地区层次上的经济一体化有助于解决跨界民族在不同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有助于消减跨界民族的民族主义情绪。因此，更加积极地推动地区一体化的发展依然是解决跨界民族问题的重要路径之一。

 

 

 

最后，回到棘手的乌克兰危机问题。尽管矛盾症结依然复杂，局势依旧紧张，但跨界民族和一体化这两个因素都是任何解决方案必须考虑的。在不同的一体化组织、机制或进程之间建立合作关系，例如在欧盟与欧亚经济联盟之间开展合作；或者在不同的地区合作进程之间开展对接建设，类似于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之间已经开展的对接建设；再或者是共同创建新的合作框架，正如中国与俄罗斯开始联合研究共同构建的欧亚经济伙伴关系。这些方式都可以在地区层次上拓展一体化的合作空间，即保证在地区层次上开展一体化的同时，打通各种一体化机制之间的联系，使跨界民族不至于因为国家的一体化方向选择而被人为分隔。也就是说，即便乌克兰坚定地参与欧洲一体化进程，乌克兰也有渠道和平台与俄罗斯开展合作，也就能够照顾到跨界的俄罗斯族的利益和需要。当然，这是一条曲折而漫长的路，取决于相关国家能否为了共同维护欧洲的安全与和平而协调彼此的利益和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