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土经贸关系概况

 

 

 

首先，发展迅速、潜力巨大。据中国海关统计，中土双边贸易额近年来成倍增长，由2009年的100.8亿美元上升至2014年的230.18亿美元。目前，中国是土耳其第十九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地（土耳其统计局数据）。中国对土耳其非金融对外投资存量，2009年不足1亿美元，而2013年则已经突破10亿美元。然而，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中土经贸的总量相对不大，2014年中国对土出口248.8亿美元，占当年出口总额（23427.5亿美元）的1.06％，从土耳其进口28.6亿美元，只占当年进口总额（19602.9亿美元）的0.15％（商务部统计数据），中土之间的贸易往来仍有巨大的潜力和提升的空间。

 

 

 

其次，土中贸易逆差显著，结构失衡。按中国海关数据，2014年土中贸易逆差220.2亿美元，同比增长4.4%。面对持续逆差的局面，来自土耳其商界的声音认为，要克服国内的经济增速放缓、国外环境下的经济危机，必然要关注如何缩小土中之间的贸易逆差，扩大中国对土耳其产品的进口，希望能平衡与中国之间的贸易赤字。除逆差问题外，中土贸易结构失衡也反映在贸易商品的单一性上。矿产品、化工产品和纺织品及原料一直是土耳其对中国出口的最主要产品，2014年出口额占土对中国出口总额的82.8％。土耳其自中国进口的主要商品为机电产品、纺织品和贱金属及制品，2014年合计进口165.5亿美元，占土耳其自中国进口总额的66.5%（商务部统计数据）。这样的贸易结构特征背景下，如果中国进口幅度下降，而土耳其产业结构又没有太大改变，想通过扩大中国对土耳其产品的进口来平衡中土经贸合作，这样的思路很难走得通。

 

 

 

 

再次，双边贸易和投资波动较大，贸易上常常出现负增长与70－80％增长的交替波动，投资情况也不稳定。这意味着，中土双方还没有形成一个稳定成熟的贸易与投资环境。一些驻土耳其的中资企业代表认为，这与中国的企业进入土耳其市场的时间较晚，对土耳其市场生存环境的适应程度还不够，目前与土耳其较规范、层次较高的企业建立起合作联系的企业较少等方面有关。对于中国对土耳其投资的波动性，土耳其TASAM智库的经济学家Sedat Aybar通过对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的两点观察给出了原因。第一，中国将进入新凯恩斯阶段：出口导向会渐渐走向末路，更多的是国内市场的投资和消费。中国经济从出口导向转型的话，失业率会增加，中国政府为保持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必然把更多的资金转向国内。第二，在中国“走出去”战略中，其投资的方向不再是矿产、开采等，而是转向信息、技术密集型产业，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投资趋向是欧洲、美国等市场，因为中国对这些原材料的需求在降低。

 

针对以上特征，中土两国如何在未来携手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发展，应对全球经济放缓带来的挑战？此次调研和交流，给出了一些建议和结论，结合G20安塔利亚峰会“共同行动以实现包容和稳健增长”的主题，这些建议和结论可以归纳为：包容增长促进合作共赢；政策落实拓展合作平台；投资增进贸易结构平衡发展。

 

二、包容增长下促进合作共赢

 

包容增长具有国内与国际两个视角。国内方面，通过增进不同社会族群、团体和经济部门的共同繁荣发展来改善就业环境、推动产业结构转型、消除不同地域和阶层、群体的经济差别，来提高经济尤其是出口竞争能力而不是片面追求消除逆差；国际方面，以解决不发达地区贫困等全球性经济难题为契机，拓展经贸合作的领域、深化合作的层次，从而促进合作共赢。具体而言，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

 

首先，应该避免某些经济现象的政治化解读。TASAM智库的一位教授认为中国新疆地区没能充分共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我们会在心理上时刻关注，看中国政府在新疆的投资用在哪里（是否用在消除贫困上），因为新疆对于土耳其来说很重要，中国政府的做法是对土耳其发出的一个很重要的信号。”易鹏理事长就此做出回应：“中国政府确实在往新疆地区、尤其是南疆投资，帮助维族同胞改善就业环境和产业结构，缩小与内地的贫富差距，使其过上更好的生活。但是，我们也应该客观地看到，南疆地区远离中国经济腹地，就像土耳其很多地方远离伊斯坦布尔这个经济中心一样，这些地区要想经济快速发展，从经济发展规律的角度而言，也是要付出更大的投入和时间的。”

 

其次，中国土耳其两国在经贸合作领域不仅要互相搭台、实现双方共赢，还要共同在非洲、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做消除贫困的事情，实现经济增长与繁荣成果的共享。同时，在中东、中亚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两国的协作不仅存在广阔的空间，也可以创造出更多的经贸机会和发展机遇。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不能只想，“我要在土耳其这里赚多少钱”。而是也要反过来想中国市场的意义有多大。因为土耳其毕竟是一个靠出口型主导的国家，中国是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那么土耳其市场怎么才能双向流动？应该像在互联网时代那样，很多事情要互动协同起来。如果单向流动，只想在土耳其这里拿一块蛋糕，只想单向地在土耳其分一杯羹，可能不那么简单，也不会那么轻易让你得到好处。像土耳其一些好的产业，好的技术，好的原材料，怎么跟中国国内市场战略互动？这可能是中国企业在土耳其扎根下去的重要能力和必修课。

 

 

 

另外，从合作共赢角度，怎样才能帮助中资企业在土耳其树立良好形象？这要求在土的中资企业本身要身体力行。比如，中资企业在土耳其除了经营赚了钱，能不能客观描述土耳其的现状？能不能帮助土耳其人做一些事情？能不能帮助土耳其企业进军中国这个第二大消费市场？尽量实现中土双赢、共赢，然后发挥这个协同效应，中资企业在土耳其的扎根会更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战略，中国应该协同土耳其，在非洲、东欧、欧亚大陆共同布局。至少，应该利用好土耳其的地缘优势，使其成为TPP、TTIP对中国围堵效应的突破口。中土智库间可以再组织讨论，不光可以探讨中土之间的投资、经济等，还可以在此基础上探讨南南合作，以及对南非、印度、巴西等国家的探讨。当然，西方的合作伙伴也可以包括进来，从而真正实现整个国际社会经济增长和繁荣成果的共享。

 

三、政策落实拓展合作平台

 

首先，政策制定出来，不是为了写在纸上的一项项条款好看，而是为了实实在在地落实下去，解决实际问题。TASAM智库的经济学家Sema Kalaycioglu教授特别强调了这一点：“我们两家智库在分别给各自政府作出政策建议的时候，不能光是为了写在纸上的条款好看，而是要提具体的建议。比如说，中国方面在投资土耳其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到底想让土耳其在哪些方面作出让步？关税？土地？保证金？融资？”。她的关切也是盘古智库调研组的关切。如果认真比对上一届G20峰会的各项决议、政策落实的情况，似乎只有气候变化问题、碳排放问题达成了一个协议，有了一个落地的成果。除此之外，上届峰会承诺了很多，但是到了规定的日子，也没什么结果。所以，我们不能对一次G20峰会抱有太多不切实际的期待，认为开了一次会，就解决了天下事。关键还是看最终能落实几项成果。

 

其次，政府可以为双方企业的投资搭建平台。通过与伊斯坦布尔中国商会的各企业代表座谈交流，盘古智库调研组发现，中土两国政府共同搭建双方企业投资平台的方式，力度更大、频率更快、效率也更高。其中有一家民营企业中电光伏，看中了土耳其巨大的光伏潜力，以及不受“双反”限制的投资环境，在中土两国政府的协同努力下，在伊斯坦布尔落了地，并发展得很好，解决了当地500人的就业。这就是中土两国政府共同来搭建企业投资平台、帮助中国企业落地的真实案例。另外，政府可以增加具有语言、商业、金融知识的合格人才，特别是在对方国家学习或工作过的人，来参与和帮助中土经贸发展。这些人不光可以引入到商贸事业和领域，也可以引进到外交部门。

 

 

 

再次，智库等民间组织可以为双方企业的落地铺设桥梁。盘古智库与TASAM智库在中土经贸合作方面，可以从经济政策上、投资环境建设上、仲裁法等国际法律的健全上为双方政府建言献策，为中土两国形成更好的经贸关系做出智库层面的贡献。在为中土经贸合作搭建平台方面，土耳其的一些民间组织表现得更为活跃。土耳其工商企业家联盟（TUSKON）是土耳其最大的企业家联盟，致力于帮助那些单凭自己的力量无法到非洲、亚洲等地做生意的商人，尤其具有特色的是该组织有专门针对女商人的帮助计划，帮助他们获取各种渠道和资源。土耳其-中国工商业协会（TUCSIAD），据其秘书长Ibrahim介绍其最大的功能也是为中土之间的工商界搭建桥梁，为其提供更加可持续的、更值得信赖的商贸关系。通过与这两个组织的座谈交流，盘古智库调研组明显感受到，中土双方在经贸往来中的确存在一个彼此认知的鸿沟，但是这个鸿沟可以由旅游文化活动、青年学生交流项目等弥补和填充。

 

 

 

最后，海峡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在不久前向总统办公室经济部提交了一份报告，指出目前土耳其对华政策中有一个弱势：很多个人、机构、政府部门、商会等都在从事对华经贸相关工作，但是都是各自开展的，没有相互之间的联系和协同。所以，他们建议建立一个土中商会之间的制度性框架，将所有利益相关者都聚集在一起，可以统称“对华关系协调委员会”。而且建议这个机构有实体的办公场所、工作人员等。

 

四、投资增进贸易结构平衡发展

 

针对土中贸易的持续赤字和结构失衡问题，土耳其海峡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在即将公布的《平衡中土经济关系的新路线图》中提出了六点建议。其中一点则从资本项目平衡赤字的理论出发，认为土耳其迫切需要从中国获得高技术高附加值的投资。比如：铁路、电力、电信、机器制造、汽车、飞机制造业、电子行业等，如果这些行业再引进中国的资金、技术，以及管理经验，就对土耳其的发展非常有力。另外，他们也非常关注“一带一路”，认为土耳其应该充分利用好这个战略，因为会从中受益。在土耳其对华投资方面，他们还建议应该更加聚焦中国西部尤其是新疆地区，这样在地缘上、文化上等，土耳其更有优势。

 

 

 

那么，如何吸引中国企业在土耳其的投资？盘古智库易鹏理事长开出的药方是：第一，土耳其要加大在中国企业界的影响力。通过沟通和交流，树立起土耳其在中国普通人中间尤其是企业界中的良好形象。让中国企业家认识到土耳其政治稳定、城市美丽、对华友好，是一片投资的热土，一定会有利于中国资本进入土耳其。第二，尽管土耳其与欧盟有关税协议，但是未尝不可尝试在土耳其和中国之间建立自贸区，尝试一种更开放更优惠的双边贸易机制。第三，现在一国教育水平的高低也成为吸引企业投资与否的关键因素，他们会为了小孩的教育来土耳其投资。

 

另外，关于如何平衡中土贸易结构，易鹏理事长建议：一，可以在服务贸易中获得平衡。土耳其也关注到中国出境旅游的游客在未来5年将达到一亿五千万人次，这对于土耳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机遇。中国正在加大全面开放，通过自贸区的建设，通过服务贸易的方式，来分享中国市场的一杯羹，是完全有可能的。二，美国通过TPP和TTIP对中国进出口所形成的围堵，土耳其应该由于地缘优势，成为突破TPP 和TTIP 围堵的重要突破点。将中国的很多制造业带到土耳其，从而在土耳其形成产能和解决就业。

 

 

 

今年的安塔利亚和明年的杭州，土耳其与中国将作为G20主席国轮值峰会，这不仅有利于两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加强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也为两国在经贸领域加强沟通与互信，从而为深化合作创造机遇。

 

 

 

土耳其中资企业之发展调研报告

---盘古智库土耳其之行调研报告（二）

 

 

 

一、土耳其中资企业概况

 

2014年，中土贸易总额277.4亿美元，其中中国出口248.8亿美元，进口28.6亿美元。中国在土耳其承揽的项目，工程承包额142亿美元。中国为土耳其第3大贸易伙伴、第2大进口来源和第19大出口市场。中国对土耳其出口商品主要包括：机电产品、纺织品和贱金属及其制品；自土进口商品主要包括:矿产品、化工产品、纺织品及原料等。

 

 

 

相互投资是近年来的一个热点。5年前，中国对土投资大概2亿美元左右，土耳其对华投资也是大约2亿美元。现在，土耳其对华投资还是保持在4、5亿美元，但是中对土投资已经将近20亿美元。最近有几个大的项目体现出这种上升趋势。2015年9月16日，由招商局国际有限公司（“招商局国际”）、中远太平洋有限公司 （“中远太平洋”）和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投”）组成中方联合体与土耳其FIBA集团在伊斯坦布尔正式签署收购协议，中方以9.47亿美元收购土方企业持有的伊斯坦布尔Kumport码头65%股权，并获得经营主控权。该项目是中国企业在土耳其成功投资的首个码头项目，项目金额也一举创下中国对土单个项目直接投资的新纪录，成为中土经贸史上一座新的里程碑。除了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也有望在土耳其投资。华为在土耳其开设了一个第二大的技术研发中心。海南航空经过几年的经营，已经成为土耳其最大的货运航空公司和飞机维修公司。

 

2003年，中国在土耳其工程承包总额不足10亿美元，贸易不足20亿美元，投资几乎为零，而现在这些领域基本都以两位数的速度在增长，足见土耳其与中国发展合作的潜力。不论从投资者角度来看它的投资价值，还是从战略家的角度来看待它的地缘战略位置，土耳其的优势都是独一无二和不可取代的。

 

二、土耳其市场的特点及优势

 

总体而言，土耳其这个市场潜力巨大，整体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国民年轻化，消费需求旺盛。土耳其市场是“一块看上去很美的蛋糕”。

 

首先，国际工程项目多、额度大。土耳其现在还处于一个高度建设期，它本身就是承包工程大国。它的国际工程项目比较多，项目的额度比较大，一般5亿美金左右的工程额度很普遍，有的额度在10亿、20亿美金左右。比如，创下中土经贸史上单笔最大投资额记录的第三大集装箱港口Kumport，就有9.47亿美金的投入。这些工程承包项目中，有政府预算的项目，也有通过BOT和PPP的形式来集资的项目。近一年半以来，因为县、市长和总统选举、议会选举，造成很多项目的停滞，也有在野党为了防止再爆贪腐丑闻而不让政府推出新项目的原因。预计在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选举落定之后、明年年初开始，会有大量的工程项目推出。

 

其次，周边辐射能力强。土耳其具有独一无二的地缘优势：横跨欧、亚两大洲；北临黑海、俄罗斯；南临地中海、东南与叙利亚、伊拉克等国接壤，并扼守黑海通往地中海的海峡；西临爱琴海，并与希腊、保加利亚接壤；向东是高加索、中亚地区，与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伊朗接壤。海岸线长7200公里，陆地边境线长2648公里。因此，立足土耳其，还可以利用土在其周边国家市场的营销渠道、土与这些国家独特的关系优势放眼周边国家市场。很多国际承包商之所以选择来这个国家，也是因为他们不光看重了土耳其这一个国家，还看中了土耳其对周边巴尔干地区、中东地区、对欧洲、俄罗斯、对中亚突厥语地区强大的影响和辐射能力。比如，Kumport码头，位于欧亚两大洲连接点和“一带”与“一路”交汇点，紧靠博斯普鲁斯海峡，扼守黑海航线咽喉要道，战略地理位置十分突出，可辐射的周边区域市场巨大。

 

 

 

再次，国家主权信用及投资环境好。土耳其有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法律体系较为健全，基础设施较为完善。而且，土耳其还是WTO成员、欧盟关税成员、G20集团成员以及亚投行创始国。2000年金融危机时期，土耳其向别的国家借债，之后一直坚持还债。可见，它的主权信用是良好的，起码高于许多其它同等收入水平国家。曾经有一个300亿美金的项目，中国是发债方，但是土耳其在签约时还是非常慎重，因为要考虑到将来的还债压力等因素。所以，土耳其不是那种只要“忽悠”到钱，什么都可以担保的国家。据某中资企业介绍，与其开展业务往来的土耳其人常常自豪地说：“我们土耳其人不欠债，我们在IMF不是债。我们没有借任何的外债。”土耳其去年还完了IMF的债款，开始往里注资，包括向亚投行里注资。土耳其会以此标榜自己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尽管穆迪将土耳其投资环境评级为Baa3，但是据黄松峰领事和一些企业代表分析，也许是因为评级标准不够细分，土耳其的大型企业信用等级很高。

 

三、土耳其市场的困惑和挑战

 

土耳其这个市场是一块好看的蛋糕，但是并不容易吃到。从市场竞争到国内政治局势，乃至周边国家的战乱都为外资进入土耳其带来很多不确定因素。除此之外，中国与土耳其的贸易联系建立得较晚，对市场规则、潜规则的熟悉程度远不如早十几年、几十年进入的亚洲同行，尤其是日韩同行。

 

第一，土耳其市场竞争十分激烈。土耳其承包商的管理经营能力和施工能力非常强。在ENR全球最大225家国际承包商排名中，土耳其承包商占了50家。他们在巴尔干地区、海湾六国、伊朗、迪拜等中东国家，非洲国家表现十分活跃，与中资企业激烈竞争。不得不承认，土耳其的工程施工能力和管理能力高于中国公司，而且在很多项目上土方报价又低于中国。尽管土耳其劳动力价格比中国略高、待遇是国内工人的两倍，但是由于土耳其管理体系的强大和它的这种细致性，土方可以做到报价很低。比如，某中资企业前不久在乌克兰投了一个地铁项目：中方报价3.7亿欧，土耳其报价2.7亿欧。竟然在这2、3亿的工程里，土方可以比中方少报价一亿欧！也许，虽然利润微薄，但是土方还是想占住这块市场。另外，日本、韩国公司在土耳其市场进入得早，能力也非常强。这些日韩企业90年代初就来到土耳其，在这里非常活跃，做了很多投资项目和政府工程项目，建立起很好的名声。日韩企业的工程水平高，人也敬业，逐步赢得了土耳其人和政府的信任。

 

第二，融资比较困难。在土耳其投资的中资企业，资金密集型企业居多，其发展离不开银行的支持。国内人民币利率比较高，而且土耳其这个国家不愿意主权借款，要求担保的项目很多，土耳其业主不愿意接受。某中资企业代表建议国家对在土中资企业的重点项目提供贷款支持，他认为如果在铁路改建等项目上，国家能够对其有贷款支持，招标可能性会大大提升，中国铁路改建等项目才能走出去，才能与国家贷款支持力度大的黑山、科索沃、克罗地亚等国竞争。毕竟，土耳其现在对于基建项目的国家预算比较多，私人投资也很活跃，而中国对PPP这种融资结构还是很难实现，这样恐会失去土耳其医院、学校、铁路等国家规划的项目机会以及土耳其周边如巴尔干地区的项目机会。但是，如何使中国资金进入土耳其市场后，依然具有可持续性？在中国地方债已经出现险象的情况下，如何减轻中国财政的负担、避免主权债务危机？都是需要破解的难题。

 

 

 

第三，选举、“妖魔化”宣传等政治因素。调研组在伊斯坦布尔考察期间，土耳其尚未举行议会选举，大量工程项目的申请、审批等工作因为政府悬置和无所作为而停摆。不久前，土耳其全体工商业协会发表了联合声明，要求加快组阁进程：“因为选举和组阁的拉锯战，我们已经失去整个2015年，应尽快组建稳定的新一届政府。”[2]在座谈中，调研组还了解到，中土经贸往来还存在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即两国媒体对彼此宣传存在一种错误的妖魔化的导向，对彼此的宣传不仅力度不够，还不够客观。一位中资企业代表是新疆维吾尔族人，她经常被土耳其人关切地询问：“是不是中国政府真地这样（不公正地）对待你们？我们很为你们担心！”而中国媒体对土耳其的宣传同样存在这种情况。在中国新闻报道中，似乎一提及土耳其，就是“它支持东突”、“PKK又在搞爆炸恐袭”、“埃尔多安独裁”等等负面话题。这种舆情导向十分不利于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

 

第四，土耳其的安全形势及经营环境。总体而言，像安卡拉、伊斯坦布尔这些大城市，安全形势还是可控的。在东部、东南部有一些库尔德工人党和伊斯兰国的势力，前一段安卡拉发生的大爆炸，就跟这些势力有某种联系。具体到贸易、投资领域，某主营业务是土耳其矿产品进口的中资企业介绍说，“有时觉得跟土耳其人做生意挺难的，有时觉得土人做生意不太靠谱。”也许从不同行业领域的特性来考虑这个问题，会解释一二。比如在金融业，土耳其的金融业发展水平比较高，与国际接轨的程度也很高，因此与其打交道遵守规则即可。在很多工程承包项目领域，土耳其当地的一些大企业，其经营也是比较规范的。像这家中资企业做硌矿、锰矿、硼矿等矿产品的进口，接触的多是当地偏远山区的私营矿主，所以打交道时可能会存在一定风险。还有一种分析是，中国进入土耳其市场相对于日本韩国美国要晚一些，所以可能错过了部分已经与早进入者建立联系的、经营比较规范的土耳其企业，从而导致现在中资企业的经营环境相对不是很成熟。

 

四、应对之策

 

虽然土耳其市场存在上述难处和问题，但是这个市场毕竟有其独特的地缘优势和它的体量，到处在大兴土木的氛围非常吸引中资企业。正如其中一位代表所言，“这里真的很困难，但是放弃又舍不得。”既然如此，盘古智库调研组与这些在土中资企业一道就要研究如何才能在土耳其扎根下去并且发展壮大。

 

第一点是练好内功、找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不管哪个企业，要想在“一带一路”或“走出去”战略中找到市场，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找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中国很多央企“走出去”以后，做的还是面子工程。但“面子工程”不能给企业带来盈利，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如果没有核心竞争力，这些基建项目单靠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等金融机构来支撑，单靠打价格战、补贴战，也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就“融资”而言，未来中国如何打造与“走出去”战略相配套的金融产品，如何使资金来源多元化、落地方式灵活化，如何使资金支持具有可持续性，都是企业在锻造自身核心竞争力方面急需破解的问题。另外，中国企业“走出去”之后的综合能力越来越成为中资企业在土耳其市场的立足点。因为中国技术的原创能力不见得强，所以，对施工的管理、资源的整合，乃至市场、资金、人才、品牌、政府资源的调动、整体性的联动等这些综合能力是中资企业急需修炼的“内功”。

 

 

 

第二点是中国企业要想走出去，一定要“联动”。“联动”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土耳其中资企业与中国国内市场的联动；中资企业与中央决策部门、所在国及领区的使领馆、盘古智库等民间组织的多轨联动；中资企业还要考虑央企与地方企业、地方企业与民企、制造业与金融业、服务业与制造业以及“互联网+”与“工业制造2025”的多维度联动。作为在土耳其的中资企业，不能只想要在这里赚多少钱，还要思考中国市场对土耳其的优势和意义。如果只是单向流动，只想在土耳其拿一块蛋糕、分一杯羹，可能不会那么简单。像土耳其有一些好的产业、好的技术、好的原材料，怎么跟中国市场战略互动？中资企业在赚钱之余，能不能客观描述土耳其现状？能不能帮助土耳其人做一些事情？能不能帮助土资企业进军中国市场？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与土耳其的协同效应与包容性增长？这些都是中资企业能否在土耳其扎根下去的重要能力和必修课程。另外，如盘古智库这样的民间组织也应该发挥信息沟通和决策咨询作用，为中央决策部门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政策的具体落实、为中资企业在土耳其的真实情况和利益诉求的及时反馈做些实事。

 

 

 

第三要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加强对政府的研究和了解。通过与土耳其中资企业代表和商会座谈，调研组发现，这些企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每一个项目背后，都有政府的影子，或者说每个项目的开展，比如能否拿到补贴、项目的招标等都跟政府有关联。所以，中资企业在土耳其，政府公关非常重要，如何处理好与土耳其政府的关系，是一门很深奥的学问。面对这样一种市场环境，中资企业单打独斗是不行的，一定要联合当地的大型企业，然后放低姿态，去做一些妥协，跟他们一起去做这些大型项目，一起去做政府的公关。盘古智库等民间组织可以去做一些相关调研工作，具体而言:这个行业里面存在哪些风险？这个国家有哪些家族、这些家族的势力比拼是怎么一回事？哪个家族要在选举中被灭掉了？投入的这个行业，可能面对的竞争对手是谁？这个竞争对手背后的股东是谁？这些股东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

 

 

 

第四要充分顾及土耳其民族特性——吃软不吃硬，民族自尊心、自豪感极强。与中国人一样，土耳其人也具有“爱面子”的民族特性。通过与土耳其各级官员的接触、与比较成功的集团的接触、与普通老百姓的接触，中资企业发现土耳其这个民族有着极强的民族自尊心和极强的自豪感。与其接触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不要伤害他们的自尊心。所以，正像国外一些公关公司和企业把中国领导人的心理掌握得很清楚一样，中资企业也完全可以利用这一心理特点，把他们的“面子”给足，这样机会就多。同时，赞美和夸奖也要讲究方式方法。有时出现分歧、矛盾甚至紧张局势，主要是因为相互了解不足导致赞美的方式不对。比如，针对土耳其人“好面子”的特性，如果盲目地夸赞“土耳其是阿拉伯国家里最发达的！”或者“土耳其比非洲国家发达多了！”，对方可能毫不领情，认为自己的国家是独一无二的,岂能简单地用一个阿拉伯国家或非洲国家的标签来形容？因此中土之间，包括政府、民间智库、人员等多轨道之间更多的沟通和交流十分重要。

 

第五让维吾尔族成为中土两国的“友谊桥”，而非“突厥墙”。土耳其在官方宣言中将维吾尔人称为“土耳其和中国之间的友谊桥梁”。土方的很多领导人包括其总统埃尔多安也多次在公开场合跟中国人说过类似的话：“希望维吾尔族能够发挥两国之间的桥梁作用。”经过与在土中资企业的访谈、与土耳其大学、智库、民间组织、学者、议员的访谈，调研组确认这句话不是漂亮的比喻修辞和冠冕堂皇的官话，而是很真诚很实在的一种说法。据一位维吾尔族的企业家介绍，她的维吾尔族身份对于其在土耳其开展工作，提供了很大便利，能够使其迅速地与土方官员和企业老总拉近距离。毕竟，维吾尔语和土耳其语在词根、语法等方面有30%-40%的接近，维吾尔人去学土耳其语，学习起来是非常快的。这位维族企业家在被土耳其人询问：“是不是中国政府真地这样（不公正地）对待你们？是不是他们禁止新疆公务员、教师和学生在斋月禁食？”时，这样做出回应：“这些都是假的信息，你们从哪里得到的？你们应该多去中国，多去观察。如果你们说的是真的，那么我怎么可能还坐在这里，做这个国企的CEO？政府怎么可能会把这么大的一个国有资产交给我？”可见，谣言和虚假信息在这样多接触、多沟通、多了解的基础上，就会不攻自破，双方对彼此的感觉和认知就会完全不同。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国人也要“将心比心”：如果总觉得西方媒体在把我们妖魔化，那为什么看待土耳其又不能秉持一颗公正心呢？希望土耳其和中国能够抛开那种不信任感，共同把维吾尔族当做一份资产而不是一个破坏双边关系的障碍。

 

总之，土耳其是一个特别值得大力争取的国家。如果中国不去争取，就会有别的国家去争取它。它的国内市场的体量以及综合力量上升的态势、独一无二的地缘优势以及“一带一路”的节点位置、与新疆人民之间的纽带力以及对新疆强大的影响力等等，都非常值得中国大力地争取，去做最好的朋友，发展最紧密的双边关系。目前来看，还是要将对土经贸合作作为发展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同时，两国政治互信的提升，尤其在重大利益关切方面给予对方坚定的支持，也会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中土两国的经贸合作。

 

 

 

奥斯曼之镜：中土两国历史上的相互观照与认知

 

---盘古智库土耳其之行调研报告（三）

 

 

 

 

近年来，土耳其这个国家似乎受到了格外的关注。不只因为土耳其是刚刚落幕的G20峰会的主席国、北约成员国中陆军实力仅次于美国的国家、综合实力最强的穆斯林国家，还因为土耳其是“一带一路”上一个重要且特殊的“玩家”。认真比对起来，中土两国的历史抱负和发展路径也有类似之处：都在20世纪初遭遇了帝国倾覆；现在同为新兴经济体、同为G20的重要国家，一个是世界性大国，一个是区域性强国；土耳其有一个百年梦想，就是经济实力能够在建国100周年的时候（2023）进入世界前十名，中国也有一个中华民族复兴梦；中国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土耳其有一个“中间走廊”计划……

 

 

既然如此，盘古智库调研组就以土耳其为镜，按照“天下帝国”到“民族国家”，再到“新世界主义”这条线索，梳理一下中土两国在历史上对彼此的认知。观照别人，也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自己，认清自己的位置和方向。本文主要根据盘古智库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昝涛，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中国改革史、战略史学者雪珥在土耳其调研座谈会上的发言和公开发表的文章综述而成。

 

一、近世土耳其人的东方游记

 

几个世纪前，在亚欧大陆上有两个大帝国：在东亚是中国；在西亚是奥斯曼帝国。在很长时期的历史上，两个帝国没有太多接触，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伊斯兰世界观和中国的“天下”观念倒是颇有相似之处：非穆斯林是蒙昧的，非华夏是野蛮的。不过，伊斯兰文明对世界有扩张欲，华夏文明在到达其自然地理的极限后就进入到较为封闭的状态。在传统时代，中华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遭遇，在技术上大致是对等的。

 

 

穆罕默德二世

接下来便是帝国崩溃、传统帝国秩序遭遇欧洲民族国家新秩序挑战的时代。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一些奥斯曼-土耳其人来到了东亚，对日本、中国进行了访问，并且留下了一些游记类的文字。这些文字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揭示出当时的土耳其穆斯林如何看待东亚。一言概之，当时的奥斯曼-土耳其人非常赞赏日本，同时非常鄙视中国。

 

赞赏日本的原因很简单。一是他们看到日本人实现了国家的进步和强大，甚至打败了曾经强大的中国（1894）和自近代以来一直强大的俄国（1905）；二是日本人非常文明化，尤其是很讲究卫生，为人彬彬有礼，非常讲究生活细节；三是日本人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并没有丢掉自身传统。初步认识了日本的奥斯曼-土耳其人进一步断言：日本潜在地是一个真正的、理想的穆斯林民族与国度；只有日本有能力带领东方人走向进步并战胜西方人。

 

关于中国，这些奥斯曼-土耳其人也有很多记载和断言。但普遍感受是，中国大而虚弱，中国人多而散漫，没有法治，没有秩序，尤其是中国人非常脏，不讲究个人卫生，卑琐又不懂礼貌。这些都与日本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土耳其的旅行者在自己的记述中表达出，他们在中国这个国家身上没有看到希望。奥斯曼-土耳其人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和中国的观察，渗透着他们对东方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和自我观照。这个意识在西方占主导的世界现代史上，成为东方民族的普遍忧思，至今依然如此。

 

二、土耳其对近世中国的镜鉴作用

 

与此同时，在那个帝国崩溃的时代，尤其在甲午战败之后的中国，也在睁大双眼，寻找适合自身的改革榜样。其中，有三个国家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镜鉴作用：日本、土耳其、俄罗斯。而土耳其的角色被长期忽略了。土耳其与俄罗斯一样，被中国当作了老大帝国不进则退的典型，日俄战争时期及之后的俄罗斯、一战时期的土耳其，都是中国最想避免的国运，并因此而引起了当时中国精英的研究兴趣。日本是中国一直要效仿的，土耳其式的命运是要避免的。

 

 

盘古智库雪珥正在发言

与中国不同的是，土耳其从奥斯曼帝国转型到土耳其共和国的过程中分崩离析了。主导民族突厥人还在小亚细亚，但是阿拉伯、东正教诸民族、亚美尼亚等帝国其它广大领域上的原本的民族、大片的领土都在一战后被列强瓜分并肢解为多个新的国家。如果说俄罗斯革命带给中国的，主要是政治革命的示范——无论是沙皇时代的立宪运动、无政府主义运动还是最后的共产革命，在中国都得到了一一复制，那么土耳其革命给中国精英带来的，主要是民族主义的崛起，对“亡种亡国”的担心。中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很大程度上就有着避免走土耳其老路的考量，这在推动参战最为积极、也最有效果的梁启超身上，有很多体现。一战后土耳其赢得了民族独立，令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感到兴奋。一个日趋帝国主义的日本不足法，一个新的独立的土耳其给了很多中国人以希望，同时也追问：我们的凯末尔在哪里？土耳其或许可以是亚洲的新领袖。

 

 

托普卡珀宫

土耳其与俄罗斯革命对中国的影响，深刻体现在了中国精英开始全力追求政治革命，甚至是暴力的政治革命，将通过对政治制度的暴力颠覆，当作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这种被催发的激进主义心态反映在，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国人都有着不切实际的一蹴而就的期待。有学人将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近代史概括为“一场迟误的改革引起一场不成熟的革命”。之所以感觉“迟误”、感觉“慢”，不是真慢，而是跟不上人们的期待，尤其是后世的期待。所以总想着一夜之间就能改天换地，而国家建设的技术层面，都被忽略了。将治国的大多数“技术”问题予以泛意识形态的浪漫解读、“大跃进心态”与既得利益集团一起，成为阻碍中国真正进步、导致中国不断陷入革命周期的最大三个因素。

 

三、新世界主义时代的共同挑战：资本和极端主义

 

在中土两国各自混乱中求生存的民族国家时代，尤其是冷战时期（1945-1990），两国分属不同阵营（土耳其一边倒向西方阵营）。冷战的结束，导致民族国家意识上升，但与此同时，世界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即全球化时代，新世界主义就是全球化时代的新思维。

 

 

埃尔多安当选土耳其总统

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秩序，是一个资本穿透了民族国家壁垒的时代。一方面每个国家都要重新认识自我，另一方面，新的力量开始集结，比如TPP这样的秩序塑造。在融入全球化这一过程中，中土两国遇到了新的问题。从资本的角度来说，中国为世界进行生产，但与土耳其之间的资本渗透并不大，相互投资很少，两国都与发达世界紧密联系，从而具备全球化格局中的同构性。所以，两国具备竞争性，同样搞出口替代，同样吸引外资，同样在不发达地区获取能源，等等。在这个方面，中国和土耳其是并列的，只是体量上的差别。

 

但是，两国在意识上有不同。土耳其的世界意识更强，土耳其是北约和西方阵营的成员，是西方意识形态的分有者。中国强调的是自己的特色，一方面愿意利用国际资本，另一方面还要避免被“和平演变”，防止出现政体西化。中土在“东突”问题上的看法也不一样：土耳其使用的是西方的话语，即这是少数民族权利和人权概念；中国使用的是民族国家话语，即这是中国内政问题。这样，两方面的沟通必然出现问题。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在世界秩序发生改变的时候，中国目前还没有生产出自己的思想体系来回应世界的变化。

 

在新世界主义的思路下，单个民族国家很难应对一些新的问题。比如，资本的全球化和相对独立性，不受民族国家的制约；形成以资本为基础的亚秩序（比如TPP），进而影响世界新秩序的生成；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全球化，也挑战了民族国家。在此情境下，中土两国在应对资本和极端主义的挑战方面，有合作必要，因为两国面临的问题是相似的。

 

四、结论和启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在“天下帝国”时代，中土两国是平行的交往、偶然的接触。在“民族国家”时代，天下秩序和伊斯兰世界观都遭到了挑战，中国和土耳其都要适应在国家间关系基础上的新秩序，这个秩序既不是民族国家单打独斗的秩序，也还不是已经形成了世界宪政的秩序；它居于两者之间，可以说是某种新的“帝国”秩序。在这期间，土中两国在各自的轨道上寻求出路：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马列主义等都是药方，但似乎都没有抵挡住民族国家时代的“新帝国”逻辑，还让彼此受到伤害（比如曾经彼此分属两个敌对阵营，朝鲜战争两国士兵的相遇等）。在新世界主义时代，资本和极端主义都使民族国家成为被挑战的对象。但新时代的特征也使得两国出现了可以合作的必要空间。谋求某种更为合理的世界新秩序，成为中土两国共同的需要。

 

 

 

中国对土耳其外交政策要点报告

 

---盘古智库土耳其之行调研报告（四）

 

 

 

 

前言

 

 

 

进入21世纪以来，土耳其在亚欧大陆上“悄然崛起”，经济强劲增长，已成为世界经济的又一个新秀。它地处欧亚大陆结合部，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各种文化和文明的边界在这里交汇；自陈可以“讲两种文明的语言”，可以与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德黑兰和华盛顿同时对话；想做中东、中亚-高加索和巴尔干地区间的一个有效的仲裁者与和平的缔造者。与此同时，土耳其与中亚诸国以及中国新疆地区有着复杂的血缘、文化、历史、语言、宗教等多维度的联系。随着世人对中国关注程度的持续增强，土耳其与中国之间一些特殊且敏感问题的关注点也被不断挖掘出来。总之，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土耳其那种独有的、可以沟通各种边界的软实力对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性都在不断增加。

 

未来十年，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土耳其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历史阶段：“一带一路”建设由愿景走向落实；“中国制造2025”第一阶段行动纲领开始实施；中国在全球治理和规则制定中开始扮演重要角色；而土耳其则在“新土耳其契约2023”中勾画了建国百年的宏伟蓝图。在这些规划中，中土两国都将彼此视作重要的合作伙伴或利益相关方，其得失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二者战略互动的态势结果。

 

本报告尝试从外交政策上对未来十年中国与土耳其之间的战略互动加以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政策建议的出发点是中国的国家利益，既包括在土耳其本土的直接利益，也包括涉及土耳其的间接利益；既包括中国在海外的利益，也包括本土利益。政策建议的依据是土耳其外交战略思想、土耳其现任政府（也极有可能在以后十年连续执政的政府）对外关系的特征，尤其对华政策特征。以此出发点和依据为基础，报告在第三部分展示了两国未来十年发展规划的时间线，并从中提取两国政府预定的或者可预见的发展目标。最后，根据上述利益、战略和目标的判定与分析，得出结论并提出政策建议：未来十年对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应侧重调动潜力、扫除障碍、扩大交流以实现合作共赢。

 

这些政策建议只是初步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完备和详尽，因此题目称之为“要点”。

 

第一部分 土耳其与中国的国家利益

 

 

 

1. 海外利益

1.1 直接经济利益

1.1.1 贸易

 

中国与土耳其贸易数额近年增长很快，尤其是对土耳其出口，从2005年的42.52亿美元增至2014年的248.8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土耳其第三大贸易伙伴，预计2025年出口接近500亿美元，期间会超过德国和俄罗斯成为土耳其第一大贸易伙伴。进口数额从2005年的6.22亿美元增至2014年的28.6亿美元。预计2025年超过75亿美元。

 

 

 

 

贸易方面，中国在土耳其的利益在于贸易自由和可持续发展。随着两国经济发展和经贸关系的加强，未来双边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将会比较顺利，而最大的风险来自于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政策风险，利益威胁来自于出口自由：尽管现有国际条约和双边贸易协议框架已经非常成熟，但双边贸易不平衡问题可能导致土耳其对华贸易限制，考虑到中土产业结构的相似性、中国进口关税水平近期也不会有太大变化，两国贸易不平衡状况很难得到改善，根据贸易趋势，未来土中贸易争端和摩擦的可能性将持续增强。

 

 

1.1.2 在土耳其海外资产

 

2014年，中国对土耳其直接投资达到8.86亿美元，中资企业数量超过600家，主要投资领域为电信、高铁等交通运输业、能源和装配业。中国对土直接投资有四个特点：一是增长速度快，二是项目规模大，三是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从无到有逐渐进入土耳其市场，四是未来增长潜力巨大。海外工程方面，土耳其是我国在该地区最重要的工程承包市场，2014年中国在土工程承包合同额达到142亿美元。未来十年，土耳其仍将处于一个高度建设期，包括接近4000亿美元规模的公路、铁路、港口与机场项目、1400亿美元的环境项目以及50个城市的基础设施与住宅项目等将继续吸引大量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

 

中国在土耳其海外资产利益在于资产安全和收益稳定。土耳其主权信用及投资环境较好，法制健全，运营风险相对不高，对中国企业的投资审查也相对宽松。资产的安全风险主要来源于未来土耳其宏观经济不稳定所带来的经济风险、国内政权更替带来的政治风险和安全局势动荡造成的社会风险。另外，中资企业轻视规则和社会责任所带来的投资阻力也不容忽视。

 

 

1.2 在土耳其中国公民的安全利益

 

随着投资的增加，中国驻土耳其员工的数量越来越多。此外，赴土耳其旅游的中国公民人数也在高速增长，2014年前往土耳其的中国游客数量超过20万，由于土耳其简化签证办理流程和政策，加大旅游资源和设施建设，未来十年赴土耳其中国游客数量将会有可观的增长。

 

中国公民在土耳其持有的海外资产较少，其利益主要在于人身安全。其风险一是企业里中国员工与本地员工交往中的潜在冲突，二是土耳其境内安全局势，尤其是针对中国的示威游行等活动带来的安全风险。

 

1.3 在其他地区的间接经济利益

 

土耳其具有独一无二的地缘优势，使土耳其对周边巴尔干地区、中东地区、对欧洲、俄罗斯、对中亚突厥语地区具有强大的影响和辐射能力。中国在这些地区的海外利益也可能涉及土耳其。比如，由于土耳其与欧盟间关税同盟带来的优惠与便利条件，大量中国商品实际上通过土耳其进入欧洲市场。保证土耳其贸易通道的安全与通畅就是间接保障中国对其他利益相关地区的贸易自由。此外，中国与土耳其在中亚、非洲等地区存在着海外利益的交叉。土耳其对中亚和非洲地区的投资和贸易，尽管还不能与中国相比，但其力度在逐年增加，2014年土耳其对非洲国家出口超过137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8.7％，非洲已经成为土耳其最大的出口市场之一。依靠历史、文化和宗教联系，土耳其也加强在中亚地区的存在和经贸联系。在这些地区，中国与土耳其之间在海外利益上的竞争态势虽不明显，但不可忽视。

 

1.4 全球治理与规则制定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不仅是中国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和作为大国应尽的义务，实际也是广义上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更进一步讲，未来中国的海外利益之一，是要由长期以来国际规则的接受者和参与者角色，转变为主导者和制定者。未来十年，中国将要主导的全球治理与规则制定，主要体现在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基础的新型多边合作模式和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合作组织融资机构等为基础的新型国际投融资体系。从2013年的倡议到2015年中国政府发布《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建设将在未来十年全面铺开，同时，亚投行也将在2016年正式启动第一批项目。土耳其既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重要门户和节点，也是亚投行的创始会员国之一，在中国在全球治理与规则制定议程中必然占据重要角色。

 

2. 本土利益

 

 

涉及与土耳其关系的本土国家利益主要集中在中国境内的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威胁。未来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这些威胁对中国国家利益的影响日益严峻，涉及我国西北地区社会稳定与安全，土耳其在其中的地位也不容忽视，因为在这一地区，集中了中国最核心的国家利益、面临着最现实和紧迫的风险与威胁。

 

2.1 主权、领土完整、统一与分离势力威胁。

 

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与统一是国家生存必须的要素，也是不可妥协与让步的最核心国家利益。近年来，妄图分裂和分离新疆的“疆独”势力与活动有所抬头，而纵观历史，国内分裂主义总是与外部的分离势力相勾结，“疆独”亦不例外，自上世纪90年代始，“东突厥斯坦民族大会”、“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等宣扬新疆独立或在新疆建立“东突”政权的组织相继在土耳其出现，当时的土耳其政府对其活动采取了同情、纵容的态度，更为这些组织日后武装化、暴力化埋下祸患。近年，土耳其政府多次强调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禁止公职人员参与维吾尔族社团活动、监控乃至驱逐“疆独”分子等等，来实践其“一个中国”的立场与承诺，很大程度上约束了分离势力在土耳其国内影响力。

 

2.2 国家安全与恐怖主义威胁。

 

《全球恐怖主义指数》报告的最新统计，中国（指数5.21）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已经超过美国（指数4.71）。相对外部局势而言，中国本土安全环境面临的挑战更加复杂和严峻，近年发生的多起暴力恐怖袭击，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社会影响，而且恐怖分子袭击的手段和方式有所变化，地点由新疆扩散到其他地区。尤其严重的是，迅速发展壮大的极端主义恐怖组织“伊斯兰国”（DAESH, ISIS），不但将中国作为攻击的最重要对象之一，而且将“新疆”划入其所谓的“终极版图”。新疆内部有“三股势力”活动人员，通过偷渡加入ISIS，接受其训练，参加作战，谋求有一天“回到”中国策划恐怖袭击。在此过程中，极端分子往往选择土耳其作为投奔ISIS的重要中转站，利用伪造的土耳其护照经东南亚登陆土耳其再进入叙利亚或伊拉克，土耳其长期以来在打击恐怖主义和边境控制、管理中存在的漏洞是导致这一情况的重要原因之一。

 

2.3社会稳定与宗教极端势力威胁。

 

在多民族和多宗教共存的新疆地区，民族团结、宗教宽容和世俗化是社会稳定、地区和平发展的基本前提，而宗教极端势力则不但在国内制造宗教狂热，煽动民族仇恨与对立，还利用土耳其社会存在的“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思潮制造舆论，打着人权、宗教自由等旗号迷惑一些对中国和新疆问题不甚了解的土耳其人，歪曲事实，抵毁中国的民族和宗教政策，并对政府施加影响。近期在土耳其爆发的反华示威活动，其不良影响不仅造成了两国人民间的互相误解，也反过来助长了国内极端势力的气焰。

 

就中土关系而言，中国的本土利益在于确保土耳其政府履行承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土从事反华和破坏土中关系的活动；与土耳其就反恐问题建立协调机制，截断境内外恐怖主义势力的联结；加强两国民间交流和相互了解，消除土耳其反华势力滋生的土壤。

 

 

第二部分 土耳其外交战略及其对华政策的特征

 

 

土耳其学者穆斯塔法·艾登曾分析，一国外交政策的形成过程中有两组变量，一是结构变量（structural variables)，表现为“持续性、几乎不变性以及与外交政策中的日常和中等规模国际事务无直接相关性”；二是并发变量（conjunctural variables），是“动态的，随着国内政策以及国际关系的发展而改变”。对于艾登而言，奥斯曼帝国的遗风、地理位置、凯末尔主义是土耳其外交政策中的结构变量。总体而言，“向西”（欧化或西化）与“向东”（地区化）是土耳其对外战略选择的两条主线。土耳其处于东、西方之间的特定地理位置等“结构变量”，决定了其先天具有“向东”或“向西”进行战略选择的命运与可能。

 

1. 土耳其共和国外交战略的思想演变

 

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以凯末尔为首的统治精英认为，当时的世界上只有一种高级文明，那就是欧洲文明，土耳其人要想生存和实现进步，就必须全面地学习西方与改革自我，使土耳其成为一个现代化世俗国家。凯末尔主义主导下的土耳其对外战略很简单：“自从凯末尔将土耳其领入现代世界，这个国家就偏向了西方。”

 

由世俗-民族主义的政、商、军、官、学精英集团所主导的土耳其国家战略定位，只是到了图尔古特·厄扎尔时代（Turgut Özal，1983-89年任土耳其总理，1989-93年任总统）才正式地受到挑战。厄扎尔的时代，尤其在厄扎尔担任总统期间，正赶上冷战的结束，国际局势的剧变也为土耳其对外战略的调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在外交方面，厄扎尔改变原有的政策，寻求土耳其从对西方的依附转变为与西方建立起相互依赖的合作机制的可能性，并密切土耳其与中东国家包括伊朗的关系，强调土耳其在东-西方之间的桥梁作用。厄扎尔采取的是多元化的多边外交战略，执行的是东、西方并重的对外政策。

 

厄扎尔设计的战略转型以及厄扎尔时代留下的重要遗产，由过去十余年执行埃尔多安主义的正义与发展党最为忠实地继承下来，并被更为系统地表述为当代土耳其的对外战略主张。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要了解一个人，他就是土耳其“基辛格式的外交家”、前外交部长、现任总理达乌特奥卢（Ahmet Davutoğlu）。达乌特奥卢说过，他非常赞赏厄扎尔及其时代，并强调，土耳其在地缘政治中应该注意总结厄扎尔时代的经验与教训，重新发挥调停者的作用。

 

达乌特奥卢是正发党政府外交政策的总设计师。他认为，土耳其共和国长期以来否定了奥斯曼帝国的过去/遗产，以及土与邻国之间的文化联系；因此，安卡拉将自身与其周边世界孤立起来了；但仍然有一个在那里的世界等待着土耳其去发现和接触，而要这么做之前，土耳其首先必须转变思维。这一战略思维的转变，伴随着正发党在2002年上台而开始。塔石珀纳尔（Ömer Taşpınar）称这一转变是从“凯末尔主义”到“新奥斯曼主义”（neo-Ottomanism）。“新奥斯曼主义，就是把土耳其界定为一个与其自身的穆斯林身份能够和平相处的、‘拥有伟大感和自信’的国家”。“在一个中国已经逐渐崛起的时代，你再也不能用全然西方式的范式来考虑世界了”。达乌特奥卢主张，我们需要的是建立“一个可分享的全球政治秩序”。

 

受新奥斯曼主义的影响，土耳其在很多问题上不再对西方国家亦步亦趋，比如：对非洲联盟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参与；介入伊核问题、阿以问题、21世纪伊拉克战争、“伊斯兰国”问题等。尤其在打击ISIS问题上，土耳其态度“很暧昧”，以至于被西方评论家说成不是“合格的”北约成员，而是个“兼职盟友”。

 

2.埃尔多安及正发党的对外政策

 

如果说在影响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变量中，地理位置、帝国遗产、凯末尔主义、新奥斯曼主义等属于结构变量，那么土耳其前总理、现任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以及长期执政的不久前又一次成功组阁的正义与发展党（简称“正发党”）就是偏向并发变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成为此次调研的重点考察对象。

 

埃尔多安不论在个人的执政风格方面，还是在对外关系领域，收获的评价是一致的：在2011年前后，他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前一个埃尔多安领导土耳其的时间比较长，对内政外交贡献巨大。但是在他任总理的第三个任期时，情况就有所变化了。

 

在社会平权方面，埃尔多安执政之前的土耳其社会很不平等，尤其对穆斯林女性持非常保守的态度，比如必须佩戴头巾，没有机会上大学、当律师、医生、公务员、进法院等。埃尔多安上台后，这些情况都得到了改变。埃尔多安在经济方面的贡献更为显著。土耳其在1999年和2001年连续经历了两次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率接近40%，埃尔多安任总理后，不仅成功地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5%－8%左右，还让土耳其GDP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7.3%。从2003到2011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2500美元增加到10522美元。外交环境上，正发党实行与邻国“零问题”政策；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等等。总之，在2011年以前，埃尔多安无论在内政、外交、经济方面，还是在交通、医疗、教育、住房、就业等公共福利政策方面都贡献巨大。

 

然而，2011年自埃尔多安任总理的第三个任期之后，情况有所变化。一方面，人们看到一个日趋走向威权主义的埃尔多安，另一方面，埃尔多安也感觉到自身的政治地位并不稳定。随后在2013年发生了影响埃尔多安判断的盖齐公园事件、同年年底发生了涉及埃尔多安政府多个高官的腐败调查，这也间接地牵扯到埃尔多安本人及其家庭，这就让埃尔多安感到更不安全，从而反过来强化了他的集权倾向。将土耳其的内阁制改为总统制，除了想在土耳其复制“普京模式”使自己能够继续影响土耳其十年（2014-2024），并在土耳其建国一百周年（1923-2023）的历史上烙下自己的印记外，还有就是出于自身安全的复杂考虑。土耳其反对派认为，埃尔多安为了能够使正发党在今年11月的临时选举中获得更多选票，从而为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铺路，土耳其政府严厉打击库尔德工人党就明显地具有选举政治的考虑。

 

正发党的外交政策也可以分为两个时期进行分析：在“阿拉伯之春”之前，土耳其与邻国关系处理得很好，不但可以互免签证，而且安卡拉政府申请加入欧盟的行动也在积极进行。然而，当人们开始进行大规模街头抗议之时，土耳其却放弃了原有的政策，试图变成为穆斯林兄弟们挺身而出的“带头大哥”，还在外交中凸显“新奥斯曼帝国”思想。以前在周边国家扮演调解员的角色，能和伊朗、以色列和叙利亚同时进行对话，可以游走在“东”“西”方之间的土耳其，却在突尼斯政变发生后，放弃了平和而有控制的外交政策，“中心国家”的思想在土耳其外交政策中又开始展现。

 

无疑，埃尔多安是具有超凡个人魅力、组织力和影响力的国家领导人，也极具政治野心。他与达乌特奥卢一起，使得土耳其突破过去的边疆国家和厄扎尔时代的桥梁国家的定位，使土耳其日益成为一个汇聚多方资源和优势的“中枢国”家。然而，“阿拉伯之春”发生后，土耳其却没有完全把握好该运动的趋势以及阿拉伯国家的需求，如今又面临着外交方向模糊化的危险，其外交行为有时变得难以琢磨。比如，最近发生的击落俄罗斯战机事件。

 

自叙利亚内乱以来，土耳其政府日益发现自己单方面不能应对此乱局，必须回到与西方协调一致的老路上来。因此土耳其改变其“零问题”政策，去支持反对派，要求推翻阿萨德政权。当极端组织ISIS日趋坐大时，埃尔多安对待库尔德工人党的态度也是一波三折——开始决定与其谈判、到为了吸引国内极端民族主义者的选票而要求坚决打击库工党、再到目前默许库工党与“伊斯兰国”“黑吃黑”。在沙特与伊朗长期拉锯关系中，土耳其奉行实用主义策略——既与沙特保持关系，也不疏远伊朗。

 

通过对埃尔多安及土耳其近期外交政策种种事实的观察，我们发现，当发生叙利亚危机、埃及和伊拉克动乱、ISIS等“并发变量”时，正发党政府会随时调整、改变自己的外交战略，也就是说，那些“结构变量”并没有发挥其应该有的“掌舵”、“维稳”作用，而是让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思想主导了政策，甚至时而失去理智，多次对外部世界宣示自己的霸权选择。归根结底，其原因在于土耳其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潜力的边界，即土耳其对外政策目标超出了自身的经济和军事能力。

 

3.土耳其对华政策的特征

 

了解和分析土耳其对外战略的“结构变量”与“并发变量”，或者说对外政策的“变”与“不变”，可以让我们总结出一些土耳其对华政策的特征，从而更好地推导出土耳其对华政策的模式演变。

 

首先，土耳其政府内部关于对华政策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多数土耳其政客都是“往西方看”。土耳其人对中国的印象就是中国历史悠久、中国的东西便宜。“对中国不了解，但并不以为意”，这一态度或想法源于凯末尔主义时代。自15世纪以来，土耳其人会认为好的东西都在西方，都往西面看，羡慕西方人，这个思想是根深蒂固的。虽然自厄扎尔时代以来，土耳其就不断转变其对外战略，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抛弃了传统上亲西方的定位。亲西方仍是土耳其对外战略的基本底色。加入欧盟、与美国建立紧密且多元的双边关系，符合土耳其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仍然是土耳其外交的主线。这种与西方“接轨”的努力自然导致其忽视东方，对华政策的关注度不够。

 

其次，以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为基础。目前看来，埃尔多安和正发党政府的外交战略更多地是植根于对土耳其现实利益的考虑，而不是单纯受到意识形态的驱动。埃尔多安对于今年7月5日反华事件的处理，就是一个典型的土耳其领导人的决策过程。在那次事件中，埃尔多安顶住了国内的压力，派记者前往新疆了解情况，并让土耳其人能第一时间看到那些采访的画面。在其访华期间，还做了高调的声明，坚定不移地表示支持中国立场。这表现出，当他认识到缓和中土关系、取得中国方面信任以获得经济上的合作机会更符合土耳其利益时，他会抛开某种意识形态和亲西方身份的束缚而行动。

 

再次，具有极强的外溢性和延伸性。它远不止双边关系那么简单，而是具有极强的外溢性和延伸性，往往牵涉到很多行为体。一带一路上的国家、亚投行的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的国家，都会或多或少地涵盖在中土关系的发展路径里。因为土耳其的地理位置使其具有多区域的身份，是一个不能从某个单一区域的角度来界定的国家，它既是欧洲又是亚洲国家，同时又通过东地中海接近非洲，具有可在几个区域同时运作的能力。

 

第三部分 未来十年中土关系时间线

 

 

通过对中国未来十年发展规划时间线的分析，可以更好地厘清外交战略目标的主次先后，对于土耳其未来十年政治经济时间线的分析，则是为了明确不同阶段对土外交政策的重点和方针、做到有的放矢。

 

1. 中国时间线

1.1 两个五年规划

 

未来十年，中国将经历十三五和十四五两个五年规划的设计与实施。而根据中央已经出台的十三五规划建议，我们可以掌握以下两个方面内容：

 

第一，中央对未来世界格局和外部环境的判断。《建议》认为，“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的基本特征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发展中国家群体力量继续增强，国际力量对比逐步趋向平衡。同时，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在相当长时期依然存在，全球经济贸易增长乏力，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关系复杂变化，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

 

第二，外交战略的指导性原则。《建议》提到：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内外需协调、进出口平衡、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引资和引技引智并举，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建议》尤其强调中国积极参与和主导全球经济治理以及规则制定的重要性。认为中国应该：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积极引导全球经济议程，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促进全球经济平衡、金融安全、经济稳定增长。积极参与网络、深海、极地、空天等新领域国际规则制定。

 

1.2 “一带一路”建设

 

2015年，以三个部委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为标志，“一带一路”的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机制和建设目标基本确定，与沿线国家的沟通磋商基本达成，未来十年则将是“一带一路”路线图实际落地、逐渐铺开的阶段。在进一步加强政治互信和政策沟通的基础上，其时间线是：

 

首先，设施联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形成连接亚洲各次区域以及亚欧非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

 

其次，加强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合作。共同维护输油、输气管道等运输通道安全，推进跨境电力与输电通道建设。

 

最后，贸易畅通。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构建区域内和各国良好的营商环境，积极同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商建自由贸易区。

 

未来十年，“一带一路”建设的目标，如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博鳌亚洲论坛会见中外企业家代表座谈时所讲：“用10年左右的时间使中国同沿线国家的年贸易额突破2.5万亿美元。”

 

与“一带一路”建设同步进行的，还包括加强国际金融合作，比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建设，丝路基金等，吸引国际资金共建金融合作平台。

 

1.3 中国制造2025

 

《中国制造2025》，是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其目标是力争用十年时间，迈入制造强国行列。到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制造业大国地位进一步巩固，制造业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到2025年，制造业整体素质大幅提升，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全员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两化（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迈上新台阶。

 

中国制造2025主要目标

类别

指　　标

2025年

创新能力

规模以上制造业研发经费内部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

1.68

规模以上制造业每亿元主营业务收入有效发明专利数1（件）

1.10

质量效益

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指数2

85.5

制造业增加值率提高

比2015年提高4个百分点

制造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速（%）

6.5左右（“十四五”期间年均增速）

两化融合

宽带普及率3（%）

82

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4（%）

84

关键工序数控化率5（%）

64

绿色发展

规模以上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幅度

比2015年下降34%

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幅度

比2015年下降40%

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下降幅度

比2015年下降41%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79

 

2. 土耳其时间线

 

2.1 土耳其2023经济发展目标

 

2015年4月，正发党公布《新土耳其契约2023》，在延续之前的版本（《新土耳其契约》）基础上，将其未来的发展目标定位为崛起大国（Rising Power），由目前的中等收入国家成为高收入国家。

 

具体发展目标包括：

· GDP水平跻身世界十大经济体之列

· 人均收入达到2.5万美元

· GDP达到2万亿美元

· 增加年出口数额至5千亿美元

· 失业率减少至5％以下，就业率比2015年提高50％

· 国防工业完全自主化

 

此外，埃尔多安也多次在讲话中提到，为了实现“2023目标”，即共和国成立100周年之际跻身世界十大经济体，土耳其年均能源消费将在2023年前再翻一番，因此该领域需新增1200亿美元投资。新增11万兆瓦的发电能力，并将可再生能源发电占供电总量的比例提升到30％。

 

2.2 外交战略目标

 

未来十年，土耳其的外交战略目标是充分利用其地缘政治优势，依靠其能源、农业和贸易战略，由古代的丝路门户成为明天的全球性能源港和贸易节点，由目前的地区性大国、全球性中等国家成为全球性大国（Global Power），成为能够塑造国际体系的大国。

 

2.3 加入欧盟

 

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并争取在2023年之前加入欧盟。不过，埃尔多安也表示，如果2023年时土耳其仍然不是欧盟的成员国，“那么欧盟将失去土耳其”。

 

2.4 政治体制中的权力更替

 

未来十年，土耳其议会与政府将出现两次权力更替的机会。就目前土耳其国内的经济形势以及在叙利亚、难民和打击“伊斯兰国”等问题上与其他世界大国的关系演进态势来看，此后议会选举各党派席位的分配甚至下届总统的选举结果都有可能存在变数。而一旦出现权力更替，其内外政策会出现何种变化，必须根据时间线，提前而有的放矢地加以准备和应对。

 

第四部分 中土关系前景及政策建议

 

 

1. 中土关系前景

 

土耳其目前国际发展空间和环境并不理想，尤其是主要大国的关系龌龊不断。土耳其一直将成为欧盟成员国作为2023年远景规划的战略目标，然而申请加入的过程困难重重，让土耳其甚感不满。尽管在难民危机出现后，欧盟决定有条件重启入盟谈判，但能否在十年内说服所有成员国接纳土耳其很成问题。经济上的密切联系与依赖伴随着政治和精神上的离心背德。土耳其最重要的盟友美国，自从2014年在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开始，与土之间的关系下滑明显，美国在中东的政策（例如巴以问题）以及对叙利亚境内库尔德武装力量的支持尤其加重了两国间的不信任感。毫无疑问，土耳其仍然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友，但其地位越来越受到质疑。俄罗斯是土耳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和最大的能源来源地，但击落战机事件以及随后俄对土的一系列制裁措施让两国关系瞬间冰冻，尽管可以相信，两国间的对立会在日后逐渐通过对话和协商加以缓和，关系会逐渐修复，但需要多长时间来缓和与修复，修复到什么程度，很难下结论。

 

这样的形势，给中国一个机会来进一步深化与土耳其的关系。因为对中国而言，土耳其是一个特别值得谨慎争取的国家。它的国内市场的体量以及综合力量上升的态势、独一无二的地缘优势以及“一带一路”的节点位置、突破TPP、TTIP对中国围堵效应的关键口岸作用、与新疆之间的特殊纽带力及强大的影响力等等，都非常值得中国积极地争取，与其发展最紧密的双边关系。目前来看，还是要将对土经贸合作作为发展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同时，两国政治互信如果能够持续提升，尤其在重大利益关切方面能够给予对方坚定的支持，也会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中土两国的经贸合作。

 

 

2.政策建议

 

调动贸易潜力。从中国和土耳其的经济体量以及发展状况来看，两国间的贸易关系有很大潜力可挖。中国在“一带一路”和“中国制造2025”规划中，以经济优化升级、结构性改革和制造业信息化为契机，注重对土耳其市场的培育，在产业互补的基础上扩大自土的进口，改变由产业结构类似带来的贸易结构不平衡问题。

 

减少贸易摩擦，提升贸易便利化和自由化水平。考虑通过中土自由贸易协定和自由贸易区的方式，缩小关税税率差，从而减少贸易逆差以及由此带来的贸易争端与摩擦，同时也减少通关流程，降低通关成本，提升贸易的便利化，促进贸易增长。

 

加大投资力度，拓展经济合作空间。根据土耳其未来十年的经济发展规划，加大在绿色能源、交通和基础设施等项目建设上合作以及投资力度，加强在金融、技术上的合作以解决项目融资困难，促进工程承包。经济合作的地域应扩展至非洲和中亚地区，减少利益冲突，避免恶性竞争。

 

敦促土方加强对分离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的约束，推进反恐合作。禁绝任何势力在土从事反华和破坏土中关系的活动，阻断极端分子由土耳其境内转入恐怖主义组织的通道。在此基础上，说服土方加强反恐合作，一方面可由此参与全球打击“伊斯兰国”恐怖主义组织的进程，减少恐怖主义对中国本土的威胁，另一方面也可以切实保障在土中资机构、企业和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推动政府间交流，建立政治互信。在继续发挥两国副总理级政府间合作委员会机制基础上，促进各层次官员交流互访，协调各领域合作。坚持互相尊重和合作共赢原则，注重强调双方共同利益与合作共识，争取土耳其外交政策“向东转向”。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注意求同存异，反对“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要讲究方法，建立政治互信要讲究深耕细作。总之要提高从事相关工作人员的理论水平和专业素养。

 

加强民间交流、增进互信。推进两国间的旅游交流合作，加大新丝绸之路主题的旅游项目推广以及宣传。鼓励土耳其青年学生来华留学、交流、工作。拓宽对外文化传播的渠道，注意发挥软实力手段的灵活性，不能只看重孔子学院一种方式（尤其在土耳其这样99％以上人口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土耳其在官方宣言中将维吾尔人称为“土耳其和中国之间的友谊桥梁”。土方的很多领导人包括其总统埃尔多安也多次在公开场合跟中国人说过类似的话：“希望维吾尔族能够发挥两国之间的桥梁作用。”对于此类宣称，我们需要认真分析和对待，尤其是需要甄别土耳其个别领导人的政治风格及其政策主张之间的差异。

 

加强两国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合作。共同提升包括土耳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维护共同的合法利益。在中国主导的国际金融、贸易和多边合作框架中，争取土耳其的支持与参与。

 

继续深化军事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维持高级对话机制和交流渠道，坚持合作的“务实”原则。尊重土耳其国防自主的意愿，以共同研发代替武器出口。在军事合作中要注意避免针对第三方，避免涉及内部冲突和外部争端。

 

综上建议，未来十年中国对土耳其的外交政策的要点可以总结为：侧重调动潜力、扫除障碍、扩大交流以实现合作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