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来西亚的穆斯林一直深受中东伊斯兰思潮及政治局势的影响, 在内外因素交织的作用下, “伊斯兰国” (ISIS) 兴起后, 其影响在马来西亚迅速蔓延。本文以马来西亚第一起恐怖袭击事件“蒲种恐袭”为切入点, 通过分析ISIS在马来西亚扩张的原因及特点, 指出马来西亚本土组织激进化并与境外极端组织串联和马来西亚国内伊斯兰思潮右倾是极端思想扩散的温床, “伊斯兰国”招募方式和宣传语言的改变使其在马来西亚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本文亦探讨了马来西亚政府为遏制“伊斯兰国”影响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与恐怖主义在马来西亚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伊斯兰国; 马来群岛单位; 马来西亚; 恐怖主义;

 

前言

 

2016年6月, 蒲种恐袭 (Puchong Attack) 事件的发生, 使得马来西亚从受“伊斯兰国” (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al-Shams, 以下简称ISIS) 恐怖主义威胁对象国, 转变为东南亚恐怖袭击的热点地区之一。截至2016年12月, 马来西亚警方先后侦破14次由ISIS极端组织发动的恐怖袭击行动。警方逮捕涉嫌参与ISIS恐怖主义活动的人越来越多, 2014年59人, 2015年82人, 至2016年达115人。[1]此外, ISIS已渗透到马来西亚军警以及政府机构, 事态日趋严重。本文将从本土组织的激进化、伊斯兰思潮右倾、ISIS的宣传与招募等方面来探讨ISIS在马来西亚扩张的原因和特点, 以及马来西亚政府为遏制ISIS所采取的应对措施。

 

目前, 学界对ISIS在东南亚的扩张与影响虽已有初步的研究, 但研究范围和深度还需加强。中国学者针对ISIS在东南亚影响的研究, 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其一, 大多从区域角度出发, 分析恐怖主义对整个东南亚的影响, 还没有就ISIS对东南亚具体国家的影响状况进行个案研究。如王玉娟和方天建以新加坡《联合早报》有关ISIS的报导为主要资料来源, 介绍ISIS在东南亚渗透的基本状况和最新动态; (1) 其二, 是对东南亚的恐怖主义组织的研究, 像齐欢、张金荣等对“马来群岛单位”或“马来群岛战斗小组”以及“马来西亚圣战组织”的考察;其三, 是对东南亚的反恐局势以及东盟与中国的反恐合作的研究。 (2)

 

相较于中国学者的宏观考察,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学者则更多从微观入手, 给以较为细致的研究。新加坡是东南亚区域反恐情报中心, 南洋理工大学的“政治暴力和恐怖主义研究中心” (Centre for Political Violence and Terrorism Research, ICPVTR) 是研究ISIS在东南亚影响的权威机构之一, 机构内的学者根据最新的反恐局势, 不定期发表研究成果和评论。Laura Steckman回溯了菲律宾南部伊斯兰极端组织“阿布沙耶夫组织”与ISIS和“伊斯兰祈祷团” (Jemaah Islamiah) 的合作关系, 以及他们对沙巴、砂拉越的影响。[2]V.Arianti与Nur Azlin Yasin对印度尼西亚和马来亚的妇女如何参与到ISIS的活动进行了研究, 指出穆斯林女性能够更积极招募会员, 而网络则打破了穆斯林男女授受不亲的局面, 特别是通讯软件的广泛使用。[3]廖振杨则从切身的安全角度, 告诫不要过于夸大ISIS对区域的影响, 认为目前ISIS并没有把重心转移到东南亚, 大家更应该担忧区域内的恐怖组织, 如“伊斯兰祈祷团”的复活。[4]

 

马来西亚外交部下属的“东南亚反恐中心” (The Southeast Asia Regional Centre for Counter Terrorism, SEARCCT) 研究员Thomas Koruth Samuel, 由于其特殊身份, 可对政治部、外交部等机构的官员进行采访, 获取若干官方媒体不便报导的内容, 故其所著《东南亚的极端化现象: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个案研究》披露了许多马来西亚警政单位反恐的经验以及有关ISIS渗透的讯息, 参考价值很高。[5]国际伊斯兰大学的阿末·艾莫哈末迪博士 (Ahmad El-Muhammady) 是政治部反恐组的顾问, 亦因职务之便, 得以从政治部获取最新讯息, 且有机会采访被扣留的受ISIS影响的激进分子。所以他的最新研究成果不仅提供了政治部的反恐数据, 而且还记录了涉嫌参与“伊斯兰国”嫌犯的讯息和本土激进组织的状况。[6]上述的研究成果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一定的线索。

 

一、“伊斯兰国”战略中的东南亚及其在马来西亚的扩张

 

(一) 东南亚在“伊斯兰国”战略中的地位

 

ISIS自2014年6月在叙利亚宣布成立后, 便在叙利亚国内及其周边再扩张“领土”, 其间他们还在境外寻求扩张的可能。2017年7月, “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的大本营摩苏尔被解放。ISIS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溃败导致其残余力量加速向各地回流、重组, 其外溢影响呈现流沙化的趋势, 即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加。东南亚拥有全球1/4的穆斯林人口, 成为ISIS扩张的重点目标之一。马来西亚总人口近1950万, 穆斯林以逊尼教派为主, 占总人口的61%, 加之深受中东伊斯兰思潮及政治局势的影响, ISIS兴起后, 较容易在马来西亚找到了传播的土壤。马来西亚周边国家的伊斯兰极端组织也对马来西亚的安全形成重大的威胁。马来半岛南部受“北大年联合解放阵线”的影响, 西海岸则处于“伊斯兰祈祷团”的威胁之下, “阿布沙耶夫组织”经常骚扰东马沙巴州沿海岛屿的渔民、旅客。这些境外伊斯兰极端组织都与ISIS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伊斯兰祈祷团”是东南亚最引人注目的伊斯兰极端组织, 该组织活跃于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2002年峇里岛爆炸案和2009年雅加达旅店爆炸案让“伊斯兰祈祷团”声名大噪。近年来, 印度尼西亚政府也一直致力于围剿“伊斯兰祈祷团”, 逮捕、击毙了该组织多名领袖, 但其并未就此销声匿迹。2016年1月雅加达发生恐袭后, 据媒体报导, “伊斯兰祈祷团”积极招募人员, 企图东山再起。反恐专家估计, 目前“祈祷团”已拥有2000名成员。[7]

 

菲律宾南部“阿布沙耶夫组织” (Abu Sayyaf) (1) 亦与ISIS有着密切的关系, 2016年4月, “阿布沙耶夫组织”宣布菲律宾南部为“伊斯兰国-菲律宾省” (Wilayah Al Filibin) , 以凝聚区域内认同ISIS的激进穆斯林, 并为他们提供训练。[8]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 (Rodrigo Duterte) 上任后, 作风十分强硬。自“阿布沙耶夫组织”嚣张地公布斩首加拿大人的视频后, 杜特尔特便下令, 要求军方摧毁该组织。[9]经过数月的军事围剿行动, 2016年8月16日, 菲律宾军方成功夺取了阿布沙耶在巴西兰 (Basilan) 的两个营地。[10]虽受重挫, 但该组织并未被彻底瓦解, 依旧活跃于菲律宾南部。2017年1月, 马来西亚警方亦捣毁一个与“阿布沙耶夫”有密切关系的沙巴极端小组。该小组涉嫌将沙巴当成转运站, 协助激进分子前往菲南, 其成员包括一名前马来亚大学的教授和一名沙巴移民局女官员。[11]

 

马来西亚北部地区与泰国南部地区接壤, 当地民众与泰南伊斯兰极端组织“北大年联合解放阵线”都属于信奉伊斯兰的马来民族, 两者有密切的民族关系。 (2) 泰南伊斯兰极端组织的诉求与ISIS不尽相同, 没有直接参与ISIS在叙利亚的战事。但最近泰南伊斯兰极端组织与ISIS的互动显示, 泰南的这些伊斯兰极端组织已接受ISIS的意识形态, 这已经超越一般民众以为“这是泰国内政问题”的认知, 显然, 跨国恐怖分子的串联是马来西亚政府需要高度重视的议题。[12]

 

(二) “伊斯兰国”在马来西亚扩张的具体表现

 

在ISIS兴起之前, 马来西亚已与中东局势的发展紧密相联。如马来西亚“伊斯兰青年运动”组织 (Angkatan Belia Islam Malaysia, ABIM) , 即是受20世纪70年代中东的伊斯兰复兴和伊朗革命运动的感召而由安华 (Anwar Ibrahim) 所创立的。这个组织以中东的“伊斯兰国”为榜样, 倡导伊斯兰的价值, 主张提升马来西亚穆斯林群体的宗教情操, 进而推动伊斯兰的复兴运动。此外, 中东“伊斯兰国”的政治变化, 当地穆斯林的遭遇, 常引起不少马来西亚穆斯林的同情和支持。此前在阿富汗战争、中东塔利班组织里, 就不乏马来西亚人的身影。他们成为捍卫穆斯林“圣战”等极端思潮而不惜殉道的忠实拥趸。

 

1、“伊斯兰国”在马来西亚的“首映”———“蒲种事件”

 

2016年6月28日凌晨, 在吉隆坡市30公里外的一个城镇———蒲种 (Puchong) 的商业区里, 一家连锁酒吧Movida遭抛掷手榴弹袭击, 导致8人受伤。随后, “马来群岛单位” (Katibah Nusantara Malay Archipelago combat Unit) (1) 成员万迪 (Muhamad Wanndy Muhamad Jedi, 马来西亚籍男子, 当时其人在叙利亚) 在脸书 (Facebook) 上宣称, 这是ISIS在马来西亚发动的首次袭击。对此, 马来西亚警方也予以证实。

 

蒲种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 按照事件主谋万迪在脸书上接受记者的访问时的说法, 是回应马来西亚总警长卡立 (Khalid Abu Bakar) 在6月24日向他们所发出的挑战。 (2) 所谓的“挑战”指的是, 2016年6月21日, 一名在叙利亚参与ISIS的马来西亚籍穆斯林拉菲 (Mohd Rafi Udin) 公布了一段短片, 警告马来西亚警方一旦他们回国, 即会杀害警员。马来西亚总警长卡立接受媒体采访时, 不无挑衅地表示:“他只敢在远处威胁警方, 有胆就回来!”[13]

 

实际上, 它的发生与伊斯兰极端思想和ISIS的宣传有直接联系, 并不是简单的回应所谓“挑战”的问题。万迪是一个本土伊斯兰信徒激进化的典型例子。他来自马六甲的一个小镇, 因受到ISIS网络宣传的影响, 2016年1月携妻远赴叙利亚, 参与ISIS的军事活动。期间, 他不断用“马来语”通过社交媒体特别是脸书宣扬自己的“事迹”, 影响在马来西亚的信徒, 进而遥控在马来西亚的组织。“蒲种事件”就是一个万迪遥控指挥恐袭的例子。

 

蒲种这类攻击模式由恐怖组织在他处操控, 涉及的人员较少, 而且化整为零, 其彼此串联式的攻击 (Networked Attack) 让马来西亚的反恐、维稳工作防不胜防。[14]正如马来西亚警方向媒体发布的, 虽然警方之前已瓦解了9次可能发生的恐袭, 但是第10次还是让恐怖分子得逞了。

 

2、本土组织的激进化

 

ISIS的成立对马来西亚的恐怖主义活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澳大利亚“经济学与和平学院”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 IEP) 发布的全球恐怖主义指数 (Global Terror ISISm Index, GTI) 显示, 马来西亚在2012年排名第91位, [15]2015年则跃至第49位, [16]“蒲种事件”后, 由于马来西亚军警打击恐怖主义的力度加大, 情况略为改善, 其排名在2016年降至第61位。[17]

 

2014年11月, 马来西亚政府向国会提呈《如何应对ISIS组织的威胁》反恐政策白皮书, 阐释政府所面对的威胁, 指出马来西亚的恐怖主义组织主要以“马来西亚圣战组织”和“伊斯兰祈祷团”为代表, [18]二者在ISIS兴起前处于沉寂状态, ISIS的崛起重新激活了这两个伊斯兰极端军事组织。“马来西亚圣战组织”是一个马来西亚本土的伊斯兰极端组织, 由原伊斯兰党 (PAS) 领袖聂阿兹 (Niz Aziz Nik Mat) 之子———阿迪力 (Nik Adli Nik Abdul Aziz) 所领导。阿迪力早年留学巴基斯坦, 参与阿富汗圣战运动, 1999年开始领导马来西亚圣战组织。[19]2001年“马来西亚圣战组织”企图以武力推翻政府, 遭到了马来西亚政府的严厉打击。警方先后逮捕了60名以上涉嫌参与恐怖活动的“马来西亚圣战组织”成员, 其他成员多数潜逃到了印度尼西亚, 参加了“伊斯兰祈祷团”。[20]马来西亚圣战组织一度受挫。

 

不过, 随着“伊斯兰国”的兴起, 该组织激进化为一个跨国组织———“马来群岛单位”。有证据显示, 多名原“马来西亚圣战组织”成员在叙利亚活跃, 参与ISIS的活动, 像ISIS的前伊斯兰党领袖莫哈末·洛菲 (Mohd Lotfi Ariffin) 、炸弹专家再努里·卡马鲁丁 (Zainuri Kamaruddin) , 以及前文提及的恐吓警方的拉菲, 均是该组织的前成员。 (1)

 

3、跨国组织的串联

 

2014年9月26日, 在叙利亚参与ISIS的印度尼西亚籍和马来西亚籍支持者, 成立了“马来群岛单位”。[21]该组织积极招募来自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南部、泰国南部的激进穆斯林信徒, 组成一个东南亚派系, 因为他们都会说同一种语言———传统马来群岛通用语———马来语。他们在叙利亚拉卡 (Raqqa) 所设立的基地犹如一个“小马来西亚”或“小印度尼西亚”, 其语言、饮食、文化几近相同。这种文化上的亲和性、情感纽带, 在马来文与印度尼西亚文的文献中, 称之为“宗亲情怀” (Serumpun) , 类似中国文化中所说的“炎黄子孙”或“同根生”, 是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人作家对前殖民时期马来群岛共同的历史想象。

 

“马来群岛单位”的成立, 解决了他们在叙利亚参与军事行动时面临的沟通障碍, 因为大部分的印度尼西亚人不懂英文、阿拉伯语, [22]而马来人则不通阿拉伯语。“马来群岛单位”为初次抵达叙利亚报到的激进信徒提供为期一个月的武器训练, 其家人则会被安置在基地组屋里, [23]这个组织让更多来自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激进分子能更容易、更便利地融入到叙利亚的战事中。可以说, 该组织在叙利亚的高调运作, 对招募新的马来西亚激进分子与激发马来西亚信徒组成激进小组 (Cell Group) 产生了明显的效果。 (2) 截止目前, 马来西亚较为活跃的激进小组达7个以上, 基于国家安全及监控等原因, 警方在报章上所披露的讯息很零散, 因而只能知道少数几个激进小组的基本状况。 (3)

 

阿末博士认为ISIS之所以能在马来西亚发展出多个激进小组, 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如上文所分析的, 在其“前辈” (即“马来西亚圣战组织”以及“伊斯兰祈祷团”的成员) 带领下成立;二是部分马来西亚当地的伊斯兰信徒因受到不正确讯息的误导, 同情、支持“伊斯兰国”, 利用社交媒体、通讯软件等, 自愿组成小组, 进行讨论、筹款、宣传, 并安排激进信徒远赴叙利亚。[24]

 

二、“伊斯兰国”在马来西亚扩张的基础

 

(一) 马来西亚政治社会的积痼

 

1、伊斯兰思潮的右倾

 

外国激进组织的影响主要是作为一个外在的刺激, 此外我们也要关注信众的心理变化和他们身处的宗教氛围是否是一个滋生极端主义的温床。有研究指出, 马来西亚激进信徒自愿参与叙利亚ISIS的理由之一是自我忏悔的心态。他们觉得在马来西亚的生活“不够伊斯兰”, 或一直过着“非伊斯兰”的生活。[25]这种保守的倾向与马来西亚建国以来一直致力打造的“多元族群和谐共处”精神是相背的。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族群的社会, 虽然伊斯兰教是官方宗教, 但是基本上非马来人享有宗教自由。多元宗教、族群、文化融合的马来西亚社会, 一直是一项让世人赞誉的社会资产, 马来西亚“国阵”政府 (Barisan Nasional, BN) 自诩为中庸伊斯兰国家即源于此。

 

然而,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 “国阵”政府为了与“伊斯兰党” (PAS) 争夺对伊斯兰的话语权, 在政府内部以及社会生活中先后实行了一系列强化伊斯兰的措施。首先, 马哈迪政府成立了“伊斯兰发展局” (JAKIM) , 在司法、金融、教育等领域大力注入伊斯兰因素, 以此推动政府机构的伊斯兰化。 (1)其次, 在社会生活中也更多地强调和体现伊斯兰元素。“伊斯兰发展局”及各州宗教局积极推出一系列约束穆斯林生活、祷告、仪式等方面的条规。据媒体报导称, 经常有宗教局官员到旅店突击检查是否有未婚男女发生亲密行为, 或在娱乐场合审查穆斯林是否有饮酒, 女性衣着是否过于暴露等。其中, 对衣着的规定后来还扩大到所有政府机构、法院等。最具争议的规定是, 非回教徒禁止使用“阿拉” (Allah) 这个称号, 这一规定直接剥夺了使用马来语的基督教社群和锡克教社群的宗教权益。此外, “伊斯兰发展局”也是制定“清真” (Halal) 标准的单位。该局规定何为清真标准, 一些食物如“热狗”“叉烧”等需更改名称, 以避免穆斯林混淆, 顾客外带到餐厅的食物, 例如举办小朋友生日聚会的蛋糕必须是经过清真认证的。

 

“国阵”政府的伊斯兰政策目标是想利用执政之便, 将“国阵”政府塑造成马来穆斯林的代言人, 藉以掌握伊斯兰教话语权和支配权, 获取更多马来人的支持, 并使伊斯兰教逐步建制化, 以化解“伊斯兰党”对“巫统” (UMNO) “不够穆斯林”的不断攻击, 从而在与“伊斯兰党”的竞争中占据优势。事实上, 以“巫统”为主导的“国阵”原本提倡世俗、中庸的伊斯兰政策和政治体制, 实行政教分离。 (2) 马哈迪的继任者们的“巫统”政策, 如巴达维的“现代文明伊斯兰” (Islam Hadhari) , 纳吉的“中庸伊斯兰” (Islam Wasatiyyah) 也都不断宣传马来西亚的伊斯兰政策是渴望和平、多元、对话和中庸的。但经此转变, 原来民间多元族群生活中的谦让、相互尊重、和平共处, 逐渐演化为“穆斯林”与“非穆斯林”, “清真”与“非清真”的对立, 穆斯林社群与非穆斯社群之间的隔阂加深。马来社群的伊斯兰宗教情怀也日渐保守、右倾, 这些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ISIS的极端思想在马来西亚的传播。

 

2、伊斯兰信仰的政治化

 

除了上述伊斯兰右倾的现象导致马来西亚多元文化族群的社会出现撕裂和冲突外, 马来西亚根深蒂固的“种族政治”、政客的鼓吹与族裔动员的激进言论也使这种现象进一步恶化。在马来西亚种族政治里, 确保“马来主权” (Ketuanan Melayu) (3) 的贯彻, 虽然是以扶贫和解决族裔之间的经济不平等作为诉求, 在政治上实行保护马来人———土著的政策, 但这仍是一种排他性的政治主张。马来人与非马来人的区分, 是一项既定的资源分配原则。

 

自2008年以来, 马来西亚的种族政治右倾化日益严重, 伊斯兰信仰沦为政治工具。为了争夺马来人的认同, “巫统”和“伊斯兰党”分别利用“马来人主权”与“伊斯兰主权” (Ketuanan Islam) 的议题, (1) 以更激进、更保守的主张来操弄马来民众。“伊斯兰党”不再提“福利国”或“全民伊斯兰党” (Pas for All) 的主张。“伊斯兰党”内的中庸派与保守派出现了分裂, 中庸派退党另组新党———“国家诚信党” (Parti Amanah Negara) , 保守派则完全掌握了“伊斯兰党”。“伊斯兰党”主席哈迪阿旺 (Hadi Awang) 多次向国会提呈“修改《1965年伊斯兰法庭法令》的动议” (355号法令) , 2015年5月, 他最终成功将该动议列入国会议程, 进入立法程序。这一事件在马来西亚国内引发巨大争议, 也使得马来西亚境内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对峙情绪升级。 (2)2016年6月, 哈迪阿旺在“伊斯兰党”代表大会上高举“马来剑”, 该党领袖也一反惯例, 穿上了马来传统服装, 此举被视为伊党政治取向走向种族化的象征。

 

有研究者认为导致马来西亚伊斯兰信徒激进化的主因, 是本土的信徒深受盛行于中东的瓦哈比主义 (Wahhabism) 的影响所致。[26]然而, 在马来西亚当下弥漫的排外、保守的伊斯兰氛围中, 当地伊斯兰信徒的激进化并不完全是受外来的萨拉菲主义 (Salafi-Jihadism) 或瓦哈比主义等伊斯兰极端思潮的影响, (3) 本土的因素及其他宗派、政治倾向的影响也不容忽视。马来西亚彭亨州的宗教司 (Mufti) 阿都拉曼奥斯曼 (Abdul Rahman Osman) 明文禁止州内穆斯林宣扬萨拉菲主义或瓦哈比主义, 此举让大众以为他是一名中庸的宗教领袖。然而, 他却又公然将反对355号法令的“民主行动党” (Democratic Action Party, DAP) 领袖视为“敌对异教徒” (Kafir Habir) 。由于一州的宗教司拥有制定教法 (Fatwa) 的职权, 将某人或某个团体贴上“敌对异教徒”的标签, 也就意味着“穆斯林可以合法大开杀戒, 消灭这些异己。”[27]所以, 这一行为在全国掀起了轩然大波。直到该宗教司出面澄清, 言其并非特指某个团体, 事件才得以渐渐平息。因此, 对“马来西亚伊斯兰任何形式的排外倾向、宗教论述, 需要逐一检视, 而并非只是找出导致他们激进化的若干个宗教理论”。[28]

 

为了消除公众的激进化情绪, 2014年12月, 由退休大使、部级秘书长、大学校长等25名杰出马来精英向公众发出联名公开信, 呼吁那些持中庸立场的马来西亚人发表他们的意见, 藉以对当下伊斯兰教在马来西亚宪政体系中如何定位, 有一个更加知性与理性的公众讨论。同时, 他们指出土著权威组织 (Perkasa) 与穆连会 (ISMA) 等右翼团体所发表的极端、非中庸与不宽容的言论, 并不能代表马来人与穆斯林。 (1) 尽管如此, 马来社会里中庸、维持伊斯兰多元、开放对话的呼声, 却是曲高和寡。在公众言论领域, 任何试图挑战现今“巫统”或“伊斯兰党”的伊斯兰主张, 都很容易被视为“反伊斯兰”。这种排他性的、不宽容的宗教情绪, 正好与ISIS所提倡的排挤异教徒, 杀戮不信教者的信念形成共振。

 

3、跨国界移动的“便利”性

 

马来西亚常年依赖外来劳工, 劳工输入国包括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等。这些劳工常年在家乡与马来西之间跨国流动, 为极端组织在讯息传递、人员训练方面提供了种种便利。同时, 马来西亚还是周边国家持政治异见者的非正式庇护之地。 (2) 20世纪80-90年代, “伊斯兰祈祷团”的精神领袖阿布巴卡巴士尔 (Abu Bakar Bashir) 曾在柔佛州生活了17年。菲律宾分离组织“摩洛民族解放阵线”和“北大年统一解放组织” (Pattani United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的多名领袖, 在大马公开生活多年。因在印度、孟加拉国鼓励青年加入ISIS组织, 而被多国禁止入境的印度保守派伊斯兰宗教师扎基乃克 (Zakir Naik) , 目前也在马来西亚居住。这些因素错综复杂, 让马来西亚政治部反恐组在打击恐怖分子跨界移动, 遏制ISIS极端思想在马来西亚的传播方面, 面临多重困难, 以致民众常有“恐怖分子越抓越多”的感觉。此外, 国际评估组织在针对“马来西亚2016年以及展望2020年”的国防与安全评估中指出, 马来西亚是一个岛屿国家, 海岸边防的疏松, 使得境外的恐怖分子极易渗透。 (3) 2013年2月, 苏禄武装分子在几乎没有受到抵抗的情况下, 登陆沙巴拿笃, 马来西亚海防之薄弱可见一斑。

 

在马来西亚本土组织的激进化与跨国组织串联的双重作用下, 恐怖主义活动的威胁无疑是十分严峻的:首先, 周边极端组织的活跃度增大, 其串联以及组织能力增强。马来西亚本土极端信徒在叙利亚积极参与“马来群岛单位”, 由此产生了个人“示范”“引导”的作用。“马来群岛单位”在叙利亚参与ISIS斗争, 通过社交媒体或口耳相传的方式, 将他们参与“圣战”的信息、“故事”传递回国, 影响马来西亚的伊斯兰信徒。其次, “阿布沙耶夫”领导的“伊斯兰国-菲律宾省”为极端穆斯林提供方便, 使其容易获得武装训练。他们还利用跨界的便利, 到邻国受训, 然后再伺机折返马来西亚, 谋划恐怖破坏活动。

 

(二) ISIS的渗透与招募

 

1、主要对象及手段

 

在马来西亚, ISIS主要渗透的对象是马来穆斯林, 但华人穆斯林也是其潜在的渗透对象。[29]2013年至2015年, 马来西亚政治部逮捕、拘留了107名涉嫌参加“伊斯兰国”的嫌犯。从他们的职业分布来看, 大多数人是在私人企业工作, 占总人数的22%, 包括大学教员、银行行政人员、公司文员等;另外21%是“个体户”或自由职业者, 包括小商贩以及会计师、律师等专业人士;在校中学生、大学生占8%。最令人担忧的是, 在被拘留者中8%是政府官员, 这些官员上至决策层、管理层下至基层。[30]2016年12月, 警方还披露有3名警察和14名军人 (包括4名指挥官) 因涉嫌参加ISIS活动而被扣押。[31]从年龄来看, 在这107名被扣留的嫌犯中, 18岁至40岁的青年占多数, 有80人之多, 15人超过40岁, 7人不足18岁。从性别来看, 以男性为主。[32]ISIS对青年的影响引起人们的关注, 阿末博士对多名被ISIS洗脑的青年嫌犯进行访谈, 发现他们的共同特征是———大多来自破碎家庭、精神没有寄托, 沉迷于社交媒体并从中找寻慰藉。[33]由于他们情绪不稳定, 心智不成熟, 极易成为ISIS的猎物。ISIS让他们相信, “圣战”斗争是正义的, 但他们也明白发动攻击将会给自己的生命带来危险。

 

此外, ISIS极端分子还善于利用伊斯兰特有的信徒互助宗教学习小组“乌斯拉” (Usrah) (1) 来传播他们的意识形态, 招募支持者。穆斯林在马来西亚全国各地都有大型或小型的“乌斯拉”组, 每组都有一位老师, 负责带领组员学习、讨论可兰经经文的意义, 协助信众体会伊斯兰的价值, 引导生活。[34]伊斯兰极端分子, 常以这种模式渗透进入当地的穆斯林社群。反恐白皮书点名的“伊斯兰祈祷团”领袖雅兹苏法阿 (Yazid Sufaat) , 即是通过每周的“乌斯拉”来影响信徒, 并引导信众前往叙利亚的, 为所谓的穆斯林的命运进行抗争。“乌斯拉”虽然是闭门的学习小组, 但有固定的聚会场所, 其中亦有对激进思想不完全认可的其他信众, 将情报提供给警方。马来西亚全国的“乌斯拉”小组, 基本都在警方的密切监视中, 这使得极端分子又不得不从网络上吸纳支持者。

 

马来西亚没有本土自主研发的社交、通讯媒体, 使用的都是西方研发的社交媒体, 脸书 (Facebook) 与推特 (Twitter) 是最主要的两个社交平台。通讯软件以Whats App为主, Whats App因其讯息交流具有加密功能, 为激进分子所欢迎。Telegram通讯软件则因具有“阅后即焚”的自动删除讯息的功能, 成为目前一些激进分子常用的通讯软件。ISIS善于利用社交媒体来招募支持者, 并发展了一套有效的“线上+线下”模式。首先, 一些ISIS激进分子在脸书、推特个人账号或公众号上, 大量上传在叙利亚被残害的穆斯林照片, 以引起关注, 然后再选择那些持续点赞或热衷留言的用户下手。账户的管理者将邀请这些用户加入一些不公开的Whats App或Telegram讨论群组, 讨论叙利亚的局势。在这个群组内, 这些用户找到了“朋友”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 可以对叙利亚的局势畅所欲言。 (2) 时机成熟后, 激进分子就会安排与这些用户见面。

 

此外, 网络使线上的沟通更为便利, 这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亚的女性参与ISIS的过程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网络和通讯软件的使用, 除了让女性觉得私下的交流更私密以外, 还打破了穆斯林男女授受不亲的局面。[35]ISIS女性激进分子的角色也变得更为多元化。她们从原先主要负责家庭生活、照顾小孩以及支持丈夫进行恐怖活动的传统角色, 提升至招募新人、募款和宣传, 甚至成为人肉炸弹。 (3) 东南亚穆斯林女性的激进化历程需要研究者更多的关注。还有, 马来西亚激进信徒“自费”前往叙利亚参与ISIS斗争的人数持续增加, 2017年7月19日, 美国国务院发布《2016年各国恐怖主义报告》, 指出他们是通过家庭、朋友、网络等方式筹集资金, 前往叙利亚参与ISIS的斗争。[36]目前, ISIS在中东的溃败会导致马来西亚的激进穆斯林追随者调整参与方式。

 

2、宣传策略

 

ISIS大部分的宣传材料是以多种语言发布的, 包括阿拉伯语、英语、德语、法语和俄语, 但是马来西亚的穆斯林大多使用马来语。为了更高效地招募马来西亚当地的信徒, 自2015年6月, 网络上开始出现大量以马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为主的网页、论坛、博客以及视频。这些网页内容除了直接翻译ISIS“官方”媒体“圣战媒体” (Jihad Media) 的内容外, 更多的是宣传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穆斯林赴叙利亚参加ISIS武装斗争的“英雄事迹”。[37]ISIS使用马来语的宣传策略, 使得他们的宣传更积极主动, 影响可以扩展到不谙英语的乡镇穆斯林群体中。[38]

 

2016年6月20日, “马来群岛单位”在菲律宾南部出版了第一份以马来文为主的报纸《征服者》 (AL-Fatihin) 。这份纸质的宣传品在2016年的斋月出版, 因为斋月是穆斯林一年中最神圣的月份, 宗教情怀最为浓厚。《征服者》除了报道斋月的宗教意义外, 还号召所有说马来语的支持者抵制分裂, 团结一致建立“伊斯兰国”。 (1) 这份报纸的宣传对象主要是马来西亚以及东南亚区域内其他使用马来语的社群, 包括菲律宾南部、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文莱以及泰国南部。

 

除纸质版外, 《征服者》还建立了自己的网站 (www.alfatihin.com) , 并发行了电子版。目前, 电子版《征服者》已在网络、社交媒体上流传开来。显然, 这些渗透手段以及ISIS宣传品的马来语化, 一方面, 增强了其对说马来语的穆斯林群体的吸引力, 促进他们对ISIS理念的认同。相对于作为古兰经唯一“官方”宗教语言的阿拉伯语, 马来语属于“方言”。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 已经向世人揭示了印刷品对一个想象共同体的重要性, 尤其是方言作为加强一个新兴民族认同的重要作用;[39]另一方面, 《征服者》的出版还满足了马来西亚内陆网络覆盖、智能电话不普及地区的信众需求。此外, 《征服者》可能更多地吸引年长的穆斯林, 因为他们更习惯阅读纸质印刷品。马来语作为东南亚跨界族群与宗教认同的工具, 让ISIS得以披上本土的外衣, 肆虐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与印度尼西亚。

 

三、马来西亚政府遏制ISIS扩张的应对措施

 

马来西亚政府为了遏制ISIS的肆虐, 采取了一套全方位的办法, 涵盖军警、法律、教育以及公众宣传等方面:

 

第一, 马来西亚的反恐主力是皇家警察政治部和军方。2014年马来西亚联邦警察总部重新调整职能, 成立了由阿育汉 (Ayob Khan Mydin Pitchay) 警监为领导的政治部反恐组 (Special Branch Counter Terrorism Division, E8) , 主要负责打击ISIS恐怖主义分子的活动。几年来, 马来西亚政治部通过监控、跟踪及卧底的方式, 捣破、瓦解多起恐怖袭击, 对马来西亚的反恐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马来西亚的反恐工作仍任重道远, 一些棘手的问题尚待解决, 正如阿育汉在2016年12月接受《星报》 (The Star) 独家访问时所称, 相对于激进小组的威胁, 他更担忧个人发动的人肉炸弹和其他方式的独狼式袭击, 因为这种方式防不胜防。[40]

 

第二, 近年来, 马来西亚军方加强与区域各国的反恐合作, 开展联合演习, 中国、美国、澳大利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等11个国家的军队和警察部队都参与其中。2016年10月, 马来西亚首相纳吉 (Najib Tun Razak) 宣布成立一支由武装部队、警察和海事执法机构组成的国家特别行动部队, 以应对极端小组可能在本土发动的武装袭击。马来西亚还与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达成三方共同防务的协议, 三国海军共同巡视沙巴、菲律宾以及印度尼西亚的海域, 以期对活跃于这个区域的极端组织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

 

第三, 为了打击ISIS恐怖分子, 2014年11月马来西亚政府向国会提交反恐白皮书后, 快速通过了一系列的新法令, 并修订了现有的刑罚准则, 提高打击极端分子的力度。2015年4月, 国会通过“反恐法案” (POTA) , 赋予警方未经审讯可以先行扣留嫌犯但不超过两年的权利。“反恐法案”还允许控方以社交媒体上的资讯和言论作为提控的证据。“外国反恐特别措施法令” (SMATA) 则赋予内政部可注销任何涉嫌恐怖主义活动人士的护照的权利。2014年11月, 马来西亚政府修订“反洗黑钱与反恐怖主义融资法令” (AMLATFA) , 让金融机构与执法机构可以更紧密地合作, 从而切断任何可能涉及到恐怖主义的融资和金融交易。 (1) 新的刑罚准则修订案也将任何拥有恐怖主义的宣传品、接受恐怖主义训练等行为纳入了提控的范围。 (2) 此外, 马来西亚政府在2015年12月通过了“国家安全法令” (National Security Bill) , 在紧急状态下可将任何地方宣布为“保安区” (Security Zone) , 政府权力包括实施宵禁、搜查、没收等。这项法令的出发点在于, 一旦马来西亚发生严重的恐怖袭击时, 军警能更有效地执行反恐任务。

 

第四, 为了与ISIS的激进分子争夺网络言论的主导权, 2016年7月马来西亚政府特别设立了“区域数码信息反击通讯中心” (Regional Digital Counter-Messaging Communications Centre) 。该中心一方面监控激进分子的网络行踪, 利用大数据技术发挥预警的作用;另一方面, 该中心负责提供正面的伊斯兰信仰素材, 以对抗极端份子所宣扬的暴力与仇恨。[41]另外, 政治部反恐组还联合伊斯兰团体、非政府组织, 共同在民间推行反暴力极端主义 (Countering Violent Extremism) 系列活动, 以提高马来西亚穆斯林以及民众对ISIS极端主义的认知。

 

值得注意的是, 马来西亚高度重视改造受ISIS思想影响而导致激进化的犯人。为此, 马来西亚政府于2016年2月发布了一份《扣留犯去激进化综合改造模式》手册。这部手册详细地写明了如何通过教育、心理辅导、正面价值观等疏导方法来改造激进化的信徒, 使他们自觉地远离伊斯兰极端主义。 (3) 这项协助激进信徒的工作, 还包括了为出狱后的犯人提供经济援助, 解决谋生与犯人的家庭问题。马来西亚政府对该项目实施的效果极为推崇, 并宣称改造成功率高达97.5%。[42]

 

结论

 

一个信徒的激进化有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原因。作为一个外来的思潮, ISIS激进思想能够如此快速渗透进马来西亚, 除了互联网的便利传播外, 还应特别注意能够滋生激进倾向的内在温床。尽管, 马亚西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遏制ISIS扩张的措施, 但前往叙利亚的人数仍呈逐年增加之势, 且几乎涉及社会各个阶层, 遏制政策的效果并不十分明显。2017年1月1日《星报》专访阿育汉, 编辑所采用的新闻标题为《还是有更多人加入“伊斯兰国”》, [43]显示出马来西亚反恐战役仍处在一种拉锯战状态。

 

2017年7月11日, 传出ISIS领袖巴格达迪已经死亡的消息后, ISIS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节节败退, 已显示出溃败之相。马来西亚政府密切注意这些在叙利亚亲身参与军事行动的马来西亚籍激进信徒的动向。这些“海外恐怖分子” (Terrorist Diaspora) 一旦回到马来西亚, 将会对马来西亚的安全造成致命的威胁。他们也被称为“海归战士” (Returning Foreign Fighter) , 有实战经验与行动能力, 他们回到祖籍地将可以很快招募会员, 谋划恐怖袭击。[44]虽然大部分的“海归战士”身份已被马来西亚政府确定, 有些人回国后即会被逮捕, 还有一些人则已被注销护照, 但是他们通过使用假身份、偷渡等非法途径潜回马来西亚的可能性还是很大。

 

马来西亚国内的伊斯兰思潮右倾亦未有受遏制的迹象。这一问题的根本解决需要从政者强烈的政治意愿, 但因为今年第三季度或明年是第十四届大选, 政治人物的选票考虑和投机心理基本上主宰了整个马来西亚的政治现状。至今为止, 没有任何政党以“反恐”作为竞选纲要。伊斯兰刑法、伊斯兰国、穆斯林的权益等仍将是大选的热点议题。大选对选民的撕裂是在所难免的, 而这些社会的分裂是否又会催生出极端的新芽, 有待进一步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