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70年代初中美关系解冻以来，特别是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40年来，两国都从双边关系的稳定和发展中获得了巨大安全和经济利益。同时，在过去40年中，中美社会交往日益扩大，两大民族间的相互了解越来越深。但是，近年来中美矛盾却呈上升趋势，而且同时发生在经贸、安全、国内政治、地缘战略等诸多领域，各领域的摩擦相互交叉，还波及多边问题，冲击着国际秩序。

 

中国人观察国际关系的角度侧重于国家利益。我们常常听到“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互利共赢”“和则两利，斗则俱伤”等等，并且用这些话来规劝美方要致力于促进共同利益，防止冲突。的确，中美建交之后两国共同利益大大增加了。仅就经贸方面而言，中美间的共同利益已经大于美国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其他国家的共同利益，包括美国同其主要盟国之间的共同利益。但是，由于有相似的价值观和政治经济制度，美国同其盟国的分歧从未到达可能发生长期对抗或军事冲突的程度。

 

近来中美关系面临严峻挑战，固然有贸易摩擦等利益碰撞的原因，也有实力均衡的天平向中国加速倾斜的国际博弈因素，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政治价值观的对立日益突出。40年前，并行不悖的安全利益超越了台湾等问题构成的障碍，促成了两国建交，而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又极大拓展了两国的共同经济利益。然而共同利益如果没有共同价值观的支撑，是难以巩固和扩大的，更何况在持不同价值观的群体眼中，对本国利益的界定是不同的。在中国政治精英心目中，保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内政治稳定、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是至高无上的利益。但美国人对此难以理解，也难以承认。美国人把维护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市场规则奉为圭臬，把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看作国家安全核心利益之所在，因此制裁他们界定的“不合规”的外国企业，不能容忍朝鲜和伊朗发展核武器。这些并非中国人所容易理解并接受。

 

几年前，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了“修昔底德陷阱”命题，探讨中美两国能否避免长期战略对抗。人们一般都会从中美两国实力消长的角度，即“崛起大国挑战守成大国”的规律，来理解“修昔底德陷阱”的含义，但是，艾利森在其近著《注定一战》中，恰恰高度重视中美价值观冲突。他说：“对美国人来说，民主——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是唯一合法的政府形式。……美国人认为，任何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只能源于被统治者的首肯”。艾利森还对中国人心目中的政治合法性进行了评价，声称“政治合法性理念的竞争已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痛点所在”。

 

我认为，艾利森抓住了中美价值观对立中的实质问题。中国的主流观点现在更加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认为我们熟悉的“举国体制”是内外政策取得成功的法宝，如果采用西方式民主制度，国家将会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反观美国，尽管其国内的政党分歧、政治极化、族群矛盾仍在持续，“瓦斯普”（白人盎格鲁撒克逊基督新教）文化同多元文化主义的对立仍然突出，但社会凝聚力依旧要靠自由民主的基本价值体系来维护。在美国人眼中，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发展道路、主流价值观，同美国和整个西方发达国家的价值体系互不兼容，格格不入。

 

我们一直希望，中美两国间日益扩大的经济合作、越来越深的社会交往，更加频繁的政治对话和文化交流，能够跨越意识形态的鸿沟，加深政府间的战略互信。但近年客观形势的发展似乎事与愿违。几十年前中美两国隔洋相望时，对方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是基本上是种抽象的存在，无法实际渗透到本国社会。但当中国在经济和社会交往方面日益融入国际社会时，各种价值观的碰撞反而更为突出。美国人开始感受到中国在美国国内的政治影响，惊呼要“警惕中国干涉美国内政”，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

 

可以预见，中美的价值观对立将对双边合作带来更大冲击。两国长期局部对抗的危险是存在的。面对现实挑战，一方面，我们不能因为价值观的障碍而放松维系两国关系的利益纽带，不能听任一些美国人将两国经贸合作和社会交往带向“脱钩”的方向；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充分重视两国在价值观方面渐行渐远的趋势，通过加快改革、扩大开放来管控政治分歧。

 

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上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长远来看，中美两大民族都在发展进步，除了存在共同利益以外，也将分享全人类的一些共同价值。对此，我们应当抱有信心、提高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