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今年以来的贸易战，尤其是最近美国明显因为政治原因，出人意料要求加拿大逮捕中国华为公司高管的举动，已在全球层面引来强烈关注。

 

在分析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两个国家，相互关系为何会突然间转瞬即下时，一个普遍的视角是“大国竞争”，也即中国近些年来全方位的快速复兴，已经显著威胁到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使得美国不再能够接受中国的进一步发展，而要通过组合性的箍制手段来狙击中国的前进步伐。

 

“修昔底德陷阱”论就是这种视角的典型代表，它给人们描绘的是一种极为悲观的大国竞争图景，中国内部因此也有一些人希望中国对美国做出更多让步，以避免两国关系完全破局和战后国际秩序走向崩溃。

 

上述看法有部分道理，但更重要的也许是另一种视角，那就美国因为其内部变化而引发的对外关系改变。外交往往是为内政服务的，内政的变化常常是外交改变的关键成因，不理解美国内部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各方面的情况变化，恐怕也就难以理解美国调整其对外政策的主要动机及所追求的效果。

 

一个国家的内政总是经常处在变动中，但并非所有的变动都会深刻影响到它对外部关系的认识，并促使其改变对外政策，只有那些称之为结构性的变动，才更有可能刺激人们反思过往的决策。就此而言，需要对当前中美关系之变，置于长时段的美国内政变动中来考量。

 

在《美国为何会发生政治撕裂？》（刊于《联合早报》2018年11月19日）一文中，笔者认为需要深入认识美国社会的利益结构与利益关系，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已发生重大改变，美国不同公民群体已由以往的“利益攸关”，转变为利益疏离，进而导致政治撕裂。

 

2016年特朗普成功当选总统之际，突然在美国走红的一本自传体回忆录《乡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就是对此做出的一个生动注脚。该书作者、一位硅谷投资管理者万斯（J.D.Vance）以纪实的方式，讲述了美国的劳动阶层和底层人民的生活，经过去几十年的倒退，在一些“铁锈地带”因产业衰败而由往日的繁荣走向凋零之时，“贫困群体”已不再局限于以往的黑人和拉丁裔，大量白人人口也陷入了世袭的贫穷与困顿，长久以来美国人引以为傲的“机会均等”、只要努力就可以向上跃升的“美国梦”，在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心中已经破灭。

 

中产阶层的失落与愤怒，是特朗普前年当选美国总统的重要社会基础。特朗普把这一切的发生归罪于经济全球化，并因此以反全球主义、退出全球治理的姿态，诉求美国的再工业化和重建美国的经济、科技优势。无论是发动中美贸易战、频繁从各种国际组织中退群，还是与其他国家重新商定贸易关系，都反映了当前特朗普政府的新愿景，是要通过重构美国的财富生成机制和重建国际规则与国际秩序，来推动美国国内变革、重整内部利益关系和政治生态。

 

这个新构想的推行，必然是以损害美国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关系为前提，而它在实施过程中所遇到的阻力大小，尤其是内部阻碍，又决定了美国与外部世界发生摩擦的激烈程度。换句话说，美国是以内部问题外部化，或向外转嫁危机的方式，来为内部问题的化解创造条件和转移矛盾。

 

外部世界在看待特朗普政府对内政外交政策所做出的剧烈调整时，对其仅作道义评价是没有意义的，而要清楚认识到在美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已发生重大改变，美国内部面临严重问题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以激进政策予以应对，并将引起国际秩序变动的“必然性”。但另一方面，对美国执政者来说，如果不能清楚认识到美国在进行内外政策调整时的可能性与限度，而一意孤行坚持“美国优先”，对美国的未来追求不切实际的目标，那不仅将是美国之祸，也将是全球之殃。

 

特朗普政府意图重建美国的实力优势，而其关键又在于经济优势。从以往来看，它主要又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产业优势，尤其是实体经济的优势地位；二是科技优势，即在全球科技发展中的引领地位；三是美元霸权。

 

从19世纪晚期到整个20世纪，美国一直是全球经济体系中最强大的实体经济体，不可忽视的是，美国在这一时期也是工业化国家中人口数量最多、市场容量最大的国家。这是美国长期在产业上占有最大和最重份量、在科技上领先和保持货币霸权的前提。这个前提条件今天已经不可逆转地大为弱化。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兴起，美国作为工业化国家中最大市场的历史，正在成为翻过去的一页；相反，中国以其四倍于美国还不止的人口数量，已经成为工业化国家中新的最大市场，从而也为其科技崛起和人民币的国际化，创造了最为厚实的基础。在其他条件没有大的差别的情况下，市场规模往往会决定技术积累的深度和货币的扩展能力。

 

在可见未来，美国因其往日的深厚积累和发展惯性，仍会在科技和金融领域相对其他国家保持相当大的优势，但其他国家与其差距也将不断缩小。美国通过合适的内政调整，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继续维持在某些重要技术上的领先地位，这是可能的，但想在科技发展上重现以往那样的全面领先地位，已基本没有可能。

 

与此同时，美国通过立法等内部规则的构建，重新调整国家与资本的关系，加强对资本集团的约束，使资本集团的财富创造，更好服务于国内的利益分配，从而弱化内部的政治撕裂，也是有可能的，它主要依靠的是美国内部能否形成强大的政治意志。

 

也因于此，在特朗普政府意图推动新一轮美国内政调整时，不可缺少的一种现实感，是要在有为中清晰感知不可为之处。如果一味以20世纪的荣耀作为参照，不仅会徒劳无功，而且会带来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