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权力结构加速变迁之际，贸易、台湾、南海、人权等方面的消极事件叠加起来，把中美关系拖入1979年建交以来罕见的低谷。“贸易战”不单是个领域性的问题，而是影响到中美两国对对方的战略判断，迅速向政治、军事、安全、人文等领域蔓延。

 

经过两年多的大讨论，美国战略界形成共识，过去若干年的接触与融入没有起到改变中国的预期效果，反而将中国培养成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到了必须从根本上调整对华政策的时候，但美国并无全面遏制、瓦解中国的实力和号召力，如何调整对华政策仍需走一步看一步。美国建制派严重误读中国外交风格和布局的调整，认为中国的政策目标是在世界上排斥美国的利益、谋求取代美国成为霸主，中美在国际舞台上的竞争本质是西方民主政治圈与中俄共同领导的“威权国家阵营”之间的竞争，是两种价值体系的冲突。

 

特朗普政府已发出调整对华政策的明确信号，针对中国的重新布局正加紧进行。特朗普政府通过“退出”“重构”行为挑起全球体系的混乱，不仅是在重塑国际规则的标准，也是在逼迫盟友站队，包括与盟友重谈已达成的贸易协定，植入非此即彼的“毒丸条款”。美国副总统彭斯2018年10月4日在哈德逊学院的演讲则将两国价值分歧推向高点，令人怀疑美方是否已把价值矛盾界定为中美关系的核心矛盾。

 

中方怀疑美国加速调整对华战略，是要全面压制中国崛起势头。中国战略界一段时间来的讨论焦点是，如果美国对华政策发生全面遏制中国的转折，中国需在战略上如何回应？中国的改革发展方略需怎样调整？即便在中美元首布宜诺斯艾利斯会晤成功举行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中国观察者坚持认为，处理中美关系所长期依赖的“路径”已经发生改变，竞争与合作并存、竞争大于合作的中美关系“新常态”恐怕是双方乃至国际社会不得不接受的现实趋势。

 

今天的美国已非冷战刚刚结束时那个独步天下、气势如虹的美国，今天的中国和世界同中美建交时相比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内外因皆变，中美关系的基础、性质、内涵和状态不可能恒定不变，今后40年的中美关系不可能按照过去40年的规律刻板复制自己。

 

“新常态”的具体表现复杂多样，虽然领域合作会继续开展，但也将面对一些“今不如昔”的现象，包括：相互民意的情绪化和舆论的不友善，经贸摩擦的持续化，国内政治对外交决策影响的“锁定效应”，政治和人文关系的疏离化，海上军事较量的显性化，以及国际秩序塑造力和影响力之争的表面化。如今，中美“科技冷战”可能已经揭幕，西太平洋-东印度洋海上更加激烈的地缘较量也正加紧酝酿。双边关系中一些过去不曾想象的事也会不断发生，比如收紧签证、制裁重要机构和个人、美国售台武器常规化，等等。

 

但中美双方都知道，两国各自体量过于巨大，利益交融过于深厚，彼此关系的变动影响深远，即使结构性矛盾无法调和，更强烈度更广范畴的竞争不可避免，也不能发生全面对抗和正面冲突，必须对分歧进行管控，同时在可合作的领域坚持合作。这不仅是美好的愿景，也是现实的选择，但面临较多不确定风险，结果如何有待时间检验。

 

新的范式呼之欲出

 

在纪念中美建交40周年之际，与回顾历史同样重要的是根据新现实规划未来。有必要顺应中美力量对比和各自国际地位发生的重要变化，以中美关系的“新范式”应对中美关系的“新常态”。而这，需要在国内、双边、全球三个范畴和意识、行为两个层面上同步构建，塑造某种常态可期可预见、意外可控可掌握的良性“竞合”关系。

 

 

1999年11月15日，中美两国在北京签署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双边协议。

 

新的范式有赖中美分别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债务陷阱”，实现良性可持续发展，并且重新界定两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位置，通过各自和相互调整调适达致“再平衡”，减少全球产业链上彼此利益的冲突性，避免全球体系分裂，避免中美经济关系被“脱钩”论简单再定义——尽管“脱钩”已在某些敏感领域事实发生，继续共同担当好世界经济增长引擎的责任而不是在竞争互斗中走向双输。

 

新的范式需要双方认真对待对方的“核心利益”清单—这个清单宜短不宜长，理性规范、有效约束国内政治因素对双边关系走势的驱动，避免双边关系被国内政治绑架。也要求双方把价值分歧放在两国关系的适当位置上，确立相互尊重的价值共存模式和互不干涉、合作发展的行为习惯，放弃改造、重塑对方的幻想。今后若干年，决定竞争结果的可能并非中美在全球舞台上的表现，而是两国基于自身价值观解决各自国内问题、进行国家建设的实效，历史将根据两种实践的结果提供终极答案。

 

新的范式要求中美立足全球和平稳定与发展，超越地缘战略竞争的狭隘思维，形成大国命运共同体的相通意识，打破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必有一战的“定律”。在中美真正跨越“修昔底德陷阱”、超越地缘战略竞争思维之前，新的范式不得不接受战略竞争的存在和延伸，但必须明确其概念和边界，进行自我克制和相互节制的有限竞争，互为对手而非敌手。

 

未来，西太海上竞争将是中美正面战略博弈的主场，亚洲中小国家和外围发展中国家则是中美开展战略角逐和国际秩序塑造力竞争均需借重的第三方因素，俄罗斯、印度、日本、澳大利亚等国是可以对中美战略博弈前景产生重要影响的力量，而南海、台湾、朝核、伊朗核等热点问题的走向关乎中美在不同地区战略利益的重置，中国由近及远均无法置身事外，只能稳中有进、平衡取胜。

 

新的范式要求双方完善高层级对话与沟通机制，主动相互澄清战略意图，建立与全球性大国关系重要性相匹配的互动管道；开展战略稳定对话，逐步强化管控分歧、防范风险的现实能力，确立中美战略关系对全球战略稳定的贡献力；加强两军机制性对话和专业交流，着重发展出一套高水平的在西太地区共存共处的行为规范，并就西太海上权力结构达成必要共识，在此基础上酝酿包容共存的安全架构。

 

新的范式也呼唤双方在双边、地区、全球三个不同层面上厘清合作点，保持正常合作的基本态势。在既有的合作点比如维护能源安全、防扩散、打击跨国犯罪、防治传染病、应对气候变化、减灾防灾等继续做深度和广度上的挖掘，在新兴领域比如网络、外空等挖掘合作潜力，界定和应对新的全球性挑战，并且开展旨在制订规则的磋商。

 

中美元首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的会晤商定，要在互惠互利基础上拓展合作，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管控分歧，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这或许正是“新范式”的要义所在，也说明“新范式”已是呼之欲出。既然称之为“新范式”，就是有别于“旧范式”，而最主要的区别有三个：一是对对方的政策不再拘泥于不切实际的想法；二是更加强调不冲突的底线意识；三是在全球平台上运筹彼此关系，使之真正具备大国关系的战略禀赋。■